汉语的美之规范
当我今天提出汉语的美之法规范，我指向的乃是上个世纪初以来的白话文运动中，以白话取代文言(古典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的断裂事件。在这之前，诗人是不用提出汉语写作法则的问题的，但他们自有法则可循。我们今天提出它时，却实实在在已经丧失了汉语写作的法度，从而处于一种茫然无所依傍的境地。我们所做的是深入这个空茫无迹的汉语的空茫中，通过一次次冒险再次确立一种美之法则来。
虽然古代汉语的写作特别是诗歌写作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乃至可以说一直处于生生变易中，但在变易中一直保持着井然有序的态势；而今天，我们的汉语写作还从来没有面临如此严重的失序状态。汉语之美何在依然无从提起和发现。从那次事件开始，我们告别了古典诗歌平平仄仄的、对偶压韵的法则，之后也有诸多诗人如闻一多提出诗歌的音乐美、建筑美和绘画美，但仅仅停留在诗歌的外观形式上，而没有深入到汉语的内部法则中去，也没有深入思考过古典汉语何以能够建立整饬外观形式的法理基础，因而依然无“法”可取。直到天才诗人海子出现后，他在诗歌创作中体现出一种崭新的美之风范，一种基于汉语法则本身的美，从而有力续接了古典诗歌的美感。同时他在他的诗学札记中思考了诸如节奏的问题：“旧语言旧诗歌中平滑起伏的节拍和歌唱性差不多已经死去了，死尸是不能出土的，问题在坟墓上的花枝和青草。新的美学和新语言、新诗的诞生不仅取决于感性的再造，还取决于意象与咏唱的合一，意象平民必须高攀上咏唱贵族。”他在这里对诗歌的歌唱性当然首先是诗歌节奏提出了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已经有力地融进了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但作为诗人，他并未也无须对此作出法理的总结，他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美之风范是大于这种法理的要求的。夏可君老师对此作出了如下的评述：“海子诗歌写作的最大意义在于渴望建立诗歌的法则，‘王’和‘诗歌始皇帝’是这个梦想的汉语式表达。”感谢海子馈赠给我们的这个礼物——一种汉语写作的“美”之法则——藉此我们有望进入一个到来中的汉语书写和阅读的共通体中。
汉语规范在俯仰之间
当我们提出汉语之美的法则时，我们首先要问，自白话文运动以来的近百年中，我们的汉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和古典汉语到底有了怎样的差异？当我们凝视这些已经破碎的、散文化的而且已经严重西化的现代汉语时，还能从中寻找汉语的固有之美吗？也许我们只能从中寻找到些许踪迹来，在这些破碎化了的词语中，在这些保留象形痕迹的文字中？至少我们还能唤醒一些古典汉语的美来？
假如我们的命运必然和汉语——这种以象形文字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只能沿着汉语蘖生出来的枝系回溯到它的根源，在它生生变易的书写之流中找寻到它的变化之迹象，尤其要深入到汉语发生的源始机制中去，才能重新赢获我们汉语的天命及汉语人的天命来。而汉语的源发性事件即典籍中记载的伏羲造字，也许我们的古人把汉语的初始秘密已经隐藏在这个象形造字中了？
古者包羲氏（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易经·系辞下》
我们汉语的发生机制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是，它不是源于上帝的“先验启示”，而是源于我们上古先民在天地间俯仰观看的姿势。这个“象”，乃是说我们的汉字是象形的，是形象化的，于是构成了我们汉字的出发点1。尤其是，我们的汉语在发生时是由观看决定的，——当我说到“观看”时，难道世界上所有的文字不是被观看的吗？决非仅仅如此，这个“观”，乃是说唯有我们的汉语能够从它的字形体态中体察出它的意义来。据义构形乃是我们汉语的一个原则。这个“观”，又决定了我们的汉字具有“直观”的特征，不管是汉字中万物类象的形象化，还是汉语表达追求的清晰直观，乃至各种文学作品追求整齐对称的外观形式，都以体现直观为最高鹄的。直观乃是通达美观的途径。而西方的拼音文字以声音为出发点，是由言说和倾听决定的？
然后下文的“法”对应着上文的“象”，这个法已经包含于象了，体现于汉字的字型构架中。古人在创造文字时，不就是在确立法则了？只要法则是共通的法则，语言是在共通的使用中凸现它的价值来，则语言已然在遵循法则了。关键是，我们汉语的法则是在“俯仰”之间，这体现了汉字生成的丰富性——姿势的丰富性。汉字的意义就包含于这个整体的姿势中。但是法则如何规束意义呢？汉语的法则也必然随着汉字丰富的生成灵活变化着，必然也是未定于一的，从而也是生生变易的。随着取法角度的不同，法则也在变化着。因此，汉语法则总是处于一个随物赋形和已成定势的之间，既体现为它自身不断变易的能力，也体现为它在面临外在势力压迫时能够化解外在势力从而再次成己。这个“俯仰”的姿势也决定了汉语法则迥异于西方语法，文本语言的理解渗入了更多的主体参与性，在后面我将着重论述。
而这个法则又如何与“王”关联着呢？莫非取得法则才能王天下，王总已是法则之王？在这个构成中国文化的一个开端之处，伏羲氏之王天下是与造字关联着的，这形成了汉语文化特有的意韵。当然，后来所有在中国取得王座的皇帝无不以取得话语权为头等要事。而在欲开辟中国文化新的开端的海子那里，他的诗歌之王和诗歌法则的建立有什么相似之处呢？联系到秦始皇大略驾雄才统一中国，并以强力统一了六国文字，“车同轨书同文”，在说明在这之前汉语文字是有着复多的起源的，更凸现了，在中国的真正具有开端意义的事件中，文字和书写法则的统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秦始皇的法则的建立体现了更多的暴力机制。海子的“诗歌始皇帝”其实也隐含着暴力的倾向——想象的暴力——任何伟大法则的建立都包含了血的代价？一神对诸神的强力吞没？当然海子生命的献出还有着现代精神分裂的因素在其中。
二、“活用”——汉语逻辑法则2的溢出
我们说汉语文字起源于这个“象”，并由观看决定的，而这个观看的姿势是多姿多样的。相较于西方的文字体系，它们的字母似乎是现成造好的，然后由一套完整的逻辑法则组合调配着，而任何语言现象都能由这套语法逻辑解释出来而无一纰漏。法则——在他们的语言中具有强力性质——岿然不动地支配着语言的一切。而汉语的法则似乎更体现为随物赋形，汉语早期的一义多字，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多种书写，汉字书写的篆隶行楷的变化，上个世纪的汉字的删繁就简，这已经显示了汉字迹象的变化无穷，乃至，相同的文字在不同文人的书写中也能体现个体心志的大不同。而汉语的法则，岂不也是在书写中体现出来的并在时间的书写中变易着？
我们说这个“象”，它既保留了大自然中的鸟兽题迹之象，同时也凝结了主体人的意志。确实，汉字之义并不能仅仅像西方单词那样依门别类地列出义项，而是在它的源初发生时即造字时，就蕴涵了比固定下来的义更多的义。譬如，我们从体现了主体情志的手书笔法间看到的“义”，显然比铅印的文字之义更丰富；但作者凝气运思的情景之义，显然比这个成形的笔迹之义更丰富。这是庄子所谓的“言不逮意”？
汉字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它相较于其它语言而言，一方面，它在表达意义时总是超出、溢出它所能承载的，从这个象形文字之后可以窥见更多的义，古人正是意识到义的不能尽显所以预留出空白，或者尽可能在笔画间暗示出更多的义来；另一方面因为这个义的丰富溢出，我们的汉语表现为不可逻辑化。我们的汉语直到近代还没有自己的语法呢，莫非古人的书写并不依恃一种固定的语法？
实际上，我们的古典汉语确实没有西方逻辑意义上的“语法”，假如有的话，也只能称之为一种潜—语法，因为一旦我们的汉语被完全逻辑化，那就会阻遏汉语生生不已的能力和生机盎然的势头。
在我们古典汉语中，存在着一种词语活用法的使用，——说是活用，其实只是我们后人对这种现象的命名，我们古人对此是浑然不觉的，他们在潜法则中书写着，但并不问法则何在。我们现代人对这种现象命名为“活用”，至少说明我们现代人能够意识到古人的语言是“活”的。这个“活”，总已是对僵死法则的激活了，那我们又如何去激活现代汉语呢？
譬如古语“大江东去”中的“东”，以我们现在的语法，它是方位名词活用为趋向性的副词，充当状语的成分，而被翻译为“向东”，但是，我们的古人是不需要这样的翻—译，他们看到这样的翻译可能会大吃一惊呢！我们的古典汉语已然把这种趋向性的势头聚集或含蓄在这个简单的字中，似乎箭在弦上蓄势待发呢。但我们现代人总是把这个聚集的词语拆解为一种发散的状态。
又譬如，“帆樯林立”的“林”，经过现代汉语的翻译，是名词转变为副词而充当状语的成分——“像林子一样地”，有比喻关系而无比喻关联词，从外观形式上看，它使整个词语极其简洁而整饬，可谓一语数任。但在古典汉语中，这个林字是绝不能抽离出来做语法成分的分析的，它只能在这种情势中生成出意义来。
再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以通俗之见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但我们古人如何作这个形容词与动词之分呢？我们的汉语并不像西方语言那样用形式标记来严格区分，用形式标记标示词性始终还是西方语言的事情呢。在汉语中，词语的语义体现为置身于情景中的自身发动，它的词性在这个发动中随之转换了，但却并不能以这样那样的规则界定它，否者阻遏了汉语的生机。
这种名词向动词或趋向性的副词的活用，形容词向动词的活用，甚至动词也能凝固为名词3，它到底体现了汉语的什么样的特征呢？为什么要活用？活用岂不是汉字自身打开一个活动、活跃的意义场域，总已是对陈规习律的激活？活用，体现了汉语身位的转换非常灵活，也和这个俯仰的姿势有关？活用正好说明汉语的不可完全逻辑化，是不能以通常的惯例归类的，总有一个例外。相对于西方语言，或许汉语本身就是一个例外，——出人意料之外。到了现代汉语这里，我们才在西方的逻辑意义上赋予词语以明确身位的词性和特定的语法功能等，试图对汉语逻辑化，但面对错综复杂和变化无穷的汉语整体，依然还是：不可完全逻辑化。
汉字源于象，这个象是丰富敞开的，但在语义的精密上也是未事雕琢的，古典汉语毋宁说就是一块质朴未凿的璞玉。西方语言使用大量的形式标记（词缀、词尾和关联词）来标示各种语法关系，以更精确地规定词语的语义和词语之间的意义关联，进而抽象出普遍的法则来，普适的形式标记的建立乃是语法成熟的标志，因为它提供了可以让人们遵循的普遍规则，使意义在统一标尺的度量中得到精密地计算。汉语从纯粹的象形字发展到形声字，从文言发展到白话，或者说古典汉语被翻译为现代汉语，也是从这个“象”到“抽象”的过程，是从实词发展出许多虚词的过程，这些虚化的词语作为一种度量的标尺，帮助实词更精确地表达意义。随着这些虚词的介入，汉语的活用现象也越来越少了。那些以实词来担负虚实双职的负担，渐渐被卸除了。不可逻辑化的被逻辑化了。由于一种新的逻辑规则的建立，就取消了这个逻辑之外的“例外”。
而汉语的这个“象”的悖论在于：它显然不是大自然的原始之象，但又保留了大自然的迹象，既“象”又“不象”；古人明知生命中更丰富的情景之义是不能被语言来表达的，但还是要通过这个“象”，象的一笔一画来尽可能展示这个不能显现之义。当我们这个以“象”为起始的汉语，遭遇了以抽象字母为起始的完全逻辑化的西方语言时，仍旧面临着许多不可解决的逻辑悖论。我们今天的汉语文字删翻就简后，变得更加抽象化了，渐渐丧失了它原初的指事会意的功能和独特韵致。但这也是为了一种共通交流的需要，或许也是一种降格的需要？如果共通的法则指的是一种普适性的交流原则，则它不可避免牺牲了汉字个性化的东西。如何共通而不共同，保留汉语独一的个性化色彩又能创立一种普适法则，或许我们古典的感通思想能够为我们当下提供更多的启示。
二十世纪以来——更早可以回溯到白话文小说，汉语在语法上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出现了大量的形式标记，这些形式标记成为现代汉语区分古典汉语的鲜明标志。如绝大部分形容词加上词尾“的”字就使该词的词性明朗化了，表时态的形式标记“着”、“了”、“过”使汉语表达的时间观念显明化了。这些形式标记和大量的双音节词语使汉语表达更加精密化了，撑开了语义空间，使汉语的表达形式由聚集走向发散。但也使古典汉语整体直观的表达变得支离破碎，打乱了古典汉语的整齐阵容，破坏了汉语固有的韵律气息。汉语的固有之美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认识到现代汉语在语义表达上比古典汉语是大大精密化了，但如何在美的法则上续接古典汉语的节奏形式，并在汉语书写的变易中发现并确立新的节奏形式，这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或许这将是我们的第二次白话文运动——重返经典汉语的途径。
三、古典汉语诗歌形式的嬗变
——汉语美之法则的形式变易
汉语，这块质朴未凿的璞玉，其自古至今发展的情形是，汉语语义被雕凿得越来越明确，故而有了大白话而至今天的现代汉语，但其鲜润的美之光泽却日渐磨蚀，以至于这个最擅长审美的民族距离美之法则越来越远了。
当古人专注于这个“象”，当古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时，这个俯仰的姿势已然是诗歌的姿势了。大多数汉字岂不就是一首诗歌了？汉语诚然不是按照西方的逻辑法则建立起来的，但古人为诗歌之美建立法则可谓不遗余力，——的确，汉语是以美之法则建立起来的。汉语在几千年的书写中没有一部正式的语法著作，但以诗歌之美为目标的诗话、音韵学著作却层出不穷！汉语诚然是为美书写的。
在我们今天看来，古典汉语的语义仍无法精密地计算，但古人在创造诗歌时，却能精确地计算到字数——四言，五言，七言，绝句律诗的不同体制，每种词牌都规定着固定的字数（我们今天的诗歌写作还能精确地计算每个字吗？），不同的字数成为历代汉语书写的句法形式和诗歌样式的标志。汉语的书写法则似乎是由字数——其中内在地包含着生命气息的短长——规定而调节着。当我们预设了一个整齐的外观形式，不就是诉诸我们内心的美之法则吗？因此，汉语的书写法则不是如西方语言那样讲求个体词语的精确含义和连贯的逻辑结构，而是首先预设一种外在的整体布局和美观形式，然后在这个整体布局下，通过个体词语的语义伸缩和技术处理，达到这个整而化之的目的。因此个体词语就服从了这个整体局面，有时它的语义呈现完全依恃于整体性的表达诉求，甚至完全打断了常规性的语义关联，从而形成了汉语特有的整体直观的表达：不是用关联词把词语联结成一个整体，而是诉诸于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呼应和比附。这是汉语的美之法则的第一要义：首先诉诸于人的视觉要求。其中五七言绝律中的对偶形式是这个美之法则的最高表现，它对汉语书写提出了最高要求。
这个整饬的外观形式也同时要求朗朗上口的吟诵节奏。汉语朗诵的节奏也由数字严格控制着，由此形成了汉语中固定的节奏或元—节奏。在朗诵前，我们先在视域中调节好了音节长短，然后才全身心地进入这个朗诵的节奏，似乎并不是我们朗诵出节奏来，而是节奏早就在朗诵我们了。这形成了汉语里特有的划分节奏的活动4。汉字的一字一音对此提出了要求，也有此先天条件。为什么需要这个朗诵前的视域调节？是说我们的耳朵必须和我们的眼睛结合起来？或者，本质上，我们的汉语还是由观看决定的。这是汉语的美之法则的第二要义。五七言绝律的平仄压韵形式是这个法则的最高表现。但从汉语的历史整体来看，平仄压韵在汉语中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节奏的划分在汉语朗诵中才是至关重要的，是它内在地决定了汉语的音乐张力。汉语内在节奏的划分最终又和汉语诗歌的外在形式的美观息息相关。这在现代汉语诗歌中可能是首先重要的。而现代汉语的松散都与这个内在节奏的丧失有关。仅仅关注平仄压韵和诗歌的外观形式而不问汉语的内在节奏，这无助于拯救现代诗歌的法度的丧失。
诗经是第一部汉语诗歌总集，它为汉语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是确立了四言句形式。为什么汉语诗歌的开端是四言句呢？三百余首诗歌，其中绝大部分是四言句，这对汉语提出了怎样的要求？与这个汉字作为方块字的“四”有关？还是与这个“四”包含的对偶优势有关，与这个汉语的聚集性有关？这个四言句，自它出现于汉语后，就迅速在汉语里安营扎寨，成为汉语里最基本的节奏和最富视觉美感的句式。而四言句内部形式组合和变化之丰富，使它能够承载汉语诗歌的开端：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关关雎鸠》
这是诗经开篇的几句。它体现了汉语诗歌节奏优先和追求整体美观的原则。逻辑意义上的语义呈现总是后发的，其构成是两个独立的四言句呼应着联合表达完整的意思。中间是打断的，以体现汉语抑扬顿挫的节奏。这里出现了一种表修饰的定名结构“窈窕淑女”，它和现代汉语的区别是中间一律不使用词尾“的”，如在现代汉语中一般表达为“窈窕的淑女”。这里既有节奏的不同要求，也体现了汉语本身的变易法则。而其中的“之”字，就更多是为了补全这个四言节奏，体现了汉语伸缩自由的特性。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经·小雅·采薇》
这里出现了汉语诗歌中更为常见乃至可以称作汉语面容的句式：形容词直接作谓语的主谓结构句。
“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具有多么惊人的简练而形象的效果啊！它结构紧密，节奏短促，蕴涵内在的张力。说这种句式代表了汉语的面容，乃是说它迥异于西方语言的逻辑表达而成为汉语中最有特色的句式，这是一个脱去了西语系表结构的纯粹汉语表达。
“杨柳”、“雨雪”——汉字本身已赋予事物以惊人的形象感；而“依依”、“霏霏”——赋予事物以动貌，以汉语中特殊的双声叠加，传达了一种源初而纯粹的视觉触感，而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形容词。两个双音节词，密集地传达出一种整体场景感。我们的现代汉语还能在如此紧密的结构中传达出如此生动的情景？
这个结构其实也回应了上面的定名结构，或者也可以说：定名结构的句法是形容词前修饰，主谓结构的句法是形容词后修饰。至于具体采用何种结构，汉语总是随物赋形，应声附和。四言句内部之变化是如何丰富的，留待我们以后讨论。
而楚辞相对于诗经，其参差不齐的兮字句意味着什么？是源于地缘歌唱性的差异？还是对诗经的一次增补和反观？如果说诗经中有“王者之迹”，它是以整齐的诗歌形式，传导出国家秩序的庄严感和家庭礼仪秩序的和谐通达；而屈原作为一个失国者，一个失败的王，它参差不齐、恣肆汪洋的句式构成了对诗经整饬秩序的反讽、解构？或者有着漫游天空的浪漫情怀在？天空与大地的对峙？但，它也有着“兮”字主导的朗诵节奏在，最后又演变成了整齐的七言5。总而言之，兮字句相对于整饬的汉语，是一种歧出乃至边缘的书写方式。
五七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最高成就的体现。是五七言诗保留中国人的古典生活中那些最精粹的时刻。而那些变化无穷、层出不穷的句法也足以承载古人丰富的生存经验。相比四言句，五言句多出了一个音节。而这个多出的“一”，对四言句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双偶还不是最和谐的，还必须以一个奇音来平衡和收拢？奇偶平衡才是汉语诗歌中最和谐的？更符合美之法则？我们读诗经的四言诗歌时，确实有着短兵相接、步步为营的感觉，那是简练朴素、蓄势待发对开端的要求。而到了五言诗歌那里，汉语的和谐之美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展现和发挥。当我诵读着那些不染纤尘、清新空灵而毫无愠怒贲张之感的五言诗歌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如此高贵的种族拥有过如此和谐的生活，对美之追求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
五七言诗歌，其独立表义的能力更强了，而不是像四言诗常常需要两个分句联合起来表义。譬如，两个对偶句的关系不仅是上下呼应，更是珠联璧合！是完整的语言自足体。所以是五七言保留了古典生活中最精粹的时刻，那些完美无暇的联句亦层出不穷。而现代诗歌中名句非常之少源于它自身的破碎。
而五七言的内部形式之变化无穷更是让人目不暇接。下面的句式就回应了诗经中开端的句式：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陈子昂《感遇诗》
陈子昂的这句诗可以看作类似“窈窕淑女”的定名结构的扩展。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张九龄《感遇》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王唯《使至塞上》
而上面这些句式可以看作“杨柳依依”句式的变易书写。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频。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早游》
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汉语诗歌在五言中才大规模地出现完整的主谓宾结构，五言因其容量的扩大，故能够承载一个完整的主谓宾结构。但汉语之为汉语，它总有着不可逻辑化的变形书写，甚至，那些非常规逻辑的书写更能体现汉语的本真容貌。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杜甫《春望》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骆宾王《咏蝉》
在这种严格对仗、语义被严密压缩在五言的诗句中，我们很是不易找到进入这个语义场的逻辑通道。必须对这个包含了多层结构的句子进行逻辑重组，增添因果关联词，我们方才找到了这个逻辑入口。但诗歌之为唯一的诗歌，其节奏和形式是不容破坏的。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李白《送友人》
这些富于汉语人心理特征和色彩的意象，不是通过比喻关联词，而是不加任何修饰地直接比附，而形成最具汉语特色的比喻句式。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温庭筠《商山早行》
这句诗则完全脱去了任何语义关联和形容修饰，呈现为纯粹意象的对偶排列，但它却能够“状目前之物如在眼前”。这是最能体现汉语魅力的句式之一。它即是以象为诗，和古人造字时观象于天的源初姿势是相通的。
七言诗在五言诗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音节，在表达的力度和语势上更加强了，和谐的节奏有所倾斜乃至被颠覆了。这是对五言节奏的又一次增补还是打破？五言诗多雍容典雅之作，而七言多慷慨悲壮之作，这是否是对中国和谐精神的打破？有一种悲剧美感的成分在？世人说唐诗体魄巨大，或说“盛唐气象”，也是指这个节奏的长度和力度、情感的超出和溢出。唐朝诗歌众体兼备，而盛唐气象也是包容万象了。
七言诗较五言诗其内部形式更趋复杂，变化也更趋丰富灵活，但大致还可以归为几类，因为它还是对以往书写形式的变易。
主谓（宾）结构加上修饰成分：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
多重结构的并列：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白居易《琵琶行》
连动结构：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李颀《古从军行》
当然还有更多的不规则句式，和五言有相似之处，这里就不一一例举。
但唐诗里还有李白的杂言体，这又是一次对汉语诗歌法则本身的突破了。但并不是无所依凭地凌空虚蹈，而是对规则更加合理自由地使用：一种内在的节奏——心的节奏，超出于这个规则之上了。李白的杂言体常常是四言、五言、七言乃至无法命名的句法混合交错地使用，完全应和着心的节奏的起伏。这是一个打破了礼仪规则的姿势，和那个飘飘欲仙的醉姿相仿？李白不是被誉为“谪仙人”吗？杜甫赞扬李白：“笔落惊天地，诗成泣鬼神。”在这个讲究礼仪姿势与和谐精神的国度，李白代表一种异军突起的力量，超出了这个礼仪的姿势，因而是更艺术化的姿势？依然是汉语思想在变易着！汉语书写在变异中！
四、“意象平民必须高攀上咏唱贵族”
“意象平民必须高攀上咏唱贵族”。多么富有诗意的句子啊。
海子是深知汉语之美妙和美之法则的！这里他使用了汉语词语直接比附而形成比喻关系的手法，而达到异常简练的表达，这个节奏也是极富弹性的。而且，传统中的对称法则依然很醒目，“意象平民”对“咏唱贵族”，我们很容易进入这个整齐的视觉效果中。
海子说的“意象平民”是指什么呢？是说我们不再歌颂传统高人雅士中的风花雪月了？“咏唱贵族”又指什么？海子在这里针对的是现代诗歌形式的泛漫无度，于是倡导一种有节律的从而符合美之法则的歌唱。“贵族”的高贵总已是超出庸俗、约束自己从而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法度要求。现代诗人不能约束自己因而丧失了美之法度。而海子就是一个贵族诗人了？能够傲立于众诗人之上？海子也称自己是诗歌之王，亦即法则之王，美之法则的王。
但为什么必须“高攀”？是说歌唱——当然首先是节奏——在诗歌中起主导作用。诗歌之为诗歌在于它也是歌之法则，因而诗歌必须坚持节奏优先的原则，意象就必须服从节奏的安排。但在古典诗歌中，意象的高雅和歌唱的节奏是齐头并进的，并不存在谁高攀谁的现象。海子用这个词语是有深意的，既是对我们当下的诗歌提出了美之法则的要求，也暗示现代诗歌的分裂特征。海子的愿望是恢复汉语诗歌的美妙节奏，但可能仅仅是愿望，即使我们恢复了，现代诗歌内容的卑微化也难以与之匹配。所以，我们的现代主义诗人极力斥责海子这种高贵的姿态！但是，毕竟，我们的诗人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美之法则的道路！
五七言诗保留了古典和谐生活中的最精粹的时刻，而现代诗歌恰恰始于对五七言诗平平仄仄、对偶压韵的整齐形式的破坏，这可能既是变易对汉语书写的要求——不变则阻遏了汉语发展的生机，也是灾难构成了汉语书写变异的动机。我们的白话文运动始于一个救亡图存的愿望，从而开始了一种降格以求的白话文书写，并融合进各种边缘、异域乃至翻译的书写，希望借助这个新文学运动来扭转种族黑暗的局面。海子知道这个五七言平仄压韵的书写形式已经死去了，他倒是回应了诗经这个汉语诗歌的开端：
亚洲铜，亚洲铜
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
让我们——我们和河流在一起，穿上它吧。
海子《亚洲铜》
诗经是以四言句“窈窕淑女”开始的，而“亚洲铜”——这个富有大地和青铜的质量感和色彩感的词语——在词语结构上与之相仿，但更简洁更聚集了，有着古典的简洁美——简洁总是开端的要求。然后诗歌是在同样重复的咏唱中保持着节奏的力度和生发不已的势头。诗经是在间隔重复，而“亚洲铜”是反复和间隔重复结合。诗歌的章节也是以大致相似的结构形式重复着。重复加重了咏唱的力量。若说开头的“亚洲铜”这个词语回应了诗经的开端，而下面的白话文则延续了白话文的书写方式，两种书写的交糅错杂意味着什么？是说现代汉语必须在一种差异中书写着？但这里又写了屈原，汉语诗歌的另一个开端也参与进入了，但是在一种精神气质层面上的。海子说白鸽子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然后和河流一起穿上它，表达了一种文化传承的使命感，“诗经和楚辞像两条大河哺育了我”……
诗经里的四言句在海子诗歌中有大面积的恢复，当然这些四言句未必有着诗经四言句的结构形式，更多指的是四个字组成的节奏，汉语节奏是由字数体现的，汉语语词总有聚集为四言句的趋势。尤其是，那个被称作汉语面容的“杨柳依依”型的四言句，因其无穷的变-化能力，在现代汉语中占据着鲜明的位置。
秋雷/隐隐 圣火/燎烈
神秘的春天之火化为灰烬落在我们的脚旁 海子《秋天的祖国》
这北方的大海，深渊的火
精神/寒爽，独自/灿烂：
不使我被庸人和时代所赦免 骆一禾《世界的血》
这些四言句独立并置于诗歌中，而与白话文书写分行交错着。像醒目的标志。而这些四言句承载的感性形象和精神气质是翻新的，全然不同于古典诗人的。
回返的道路/水波粼粼
有一次大地/泪水蒙蒙
海子《土地·第十章·迷途不返的人……酒》
这一年的春天/雨水不详，日日甘美
家乡的头颅/远行万里
白昼/分外夺目
冬天所结束的典籍/盛大笔直 骆一禾《白虎》
这是四言句在句中嵌合使用，它使现代汉语的结构形式繁茂多枝、盎然有趣，更富于音乐节奏感，而且能够克服现代汉语的散漫无形。
村庄母亲/昙花一现
村庄母亲/美丽绝伦 海子《两座村庄》
过去和将来的日子/水粼粼 泽婴《芒种》
前例是两个四言句的叠合，有着古典汉语的对称美，不妨称作汉语诗歌里的八言诗，从而打破了古典诗歌五七言的限制。而“村庄母亲昙花一现”，通过汉语中词语比附的特殊手法，在八个字中竟包含了两层比喻关系：母亲喻村庄之柔和，以昙花的瞬间开放比喻村庄处于一种静谧闪烁的状态。语义的聚集达至极限状态，但词语的巧妙排列仍能进入一种张弛有力的节奏中。
后例嵌入了一个三言句“水粼粼”，其结构和语义关联有如上句，亦隐藏了一层比喻关系：日子的流逝犹如粼粼水波的流动。
雨是/一生过错
雨是/悲欢离合 海子《我请求：雨》
月亮是/少年忧伤
月亮是/一世流浪 泽婴《月亮》
仍旧是四言句的嵌合使用。
这里的“是”字句看似一个系表结构，但其中的“是”几乎不表达任何语义，只起连接前后词语的作用。词语与词语之间隐约关联着一种特殊的内心感受，却无法用正常的语义逻辑联系起来。又一个不可逻辑化的典范！这是现代汉语变异出来的极富形式美感的一种句法。
现代汉语和古典汉语两个最大的区别是：一是大量的词语由单音节变为双音节；二是现代汉语增添了大量的形式标记。而这都对汉语节奏的变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形式标记“的”是区分现代汉语和古典汉语最醒目的标志。其它形式标记“着”、“了”、“过”等都参与了节奏的划分，但“的”在现代汉语中更普遍，故仅以此为例。“的”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语法作用：一是做介词，表所属关系，它由“之”转化而来，但之字并未因此消失，而是在特殊场合仍能使用“之”，如“汉语的/美之法则”，一处用“的”，一处用“之”，是有深究的。“之”字更能聚集词语之间的语义，且使节奏更加短促。二是作词尾，是标示形容词词性的标记，使语法关系明朗化，也能够隔开和发散汉语的语义，但考虑到古典汉语中不使用这个词尾“的”，所以它在现代汉语中也常常被省略，故它最大的作用是调和节奏，这也体现了汉语伸缩自由的特性。如伟大的祖国也可以写作伟大祖国。节奏优先的原则始终体现在汉语中。
总而言之，只要“的”字显现于汉语中，它就成为划分节奏的标记。因此而形成了汉语中特有的句法——“的”字句。它是汉语在白话文运动中变易出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书写方式：
五月的/麦地上 天鹅的/村庄
沉默孤独的/村庄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这就是普希金和我 诞生的/地方 海子《两座村庄》
如果说海子诗歌中的四言句回应了古典汉语诗歌的开端，是古典汉语留在现代汉语中的踪迹，借此我们可以找寻到汉语的固有之美；那么，“的”字句作为现代汉语中最普遍的句式之一，更代表了当下汉语生发的趋势。这个“的”字句的三二节奏比之古典五言句的二二一节奏，有一种弧形的跳跃感，而不是平平仄仄的平衡感了。
丰盛的平原/开阔 鹿群的步伐/温柔
人类的希望/遥远 骆一禾《世界的血》
而寂静的木筏/漂远 寂静的大海/不变 泽婴《处暑》
这种句式可以看作“的”字句和四言句的联姻句式，而上下对称的法则依然在。
“的”等形式标记，既是汉语变异出新的节奏之可能性的条件，也是汉语从聚集走向发散、松散乃至破碎的根本性原因。如何变异出新的节奏而不至于破碎化？如果现代汉语取代古典汉语，诚然是为了开放出更大的可能性来，那么现代汉语的形式也是未定于一的，有着更多的美之可能性。汉语的美之法则也体现为它是不能法则化的。这个不定于一则的法则才是最忠实于美之法则的。总是在书写中体现出法则来，甚至是在一种差异的书写中体现出来！
大地黄金的森林中怀孕在哭泣
河流长存的暮雪焚烧大地果园 海子《土地·第七章·巨石》
今夜的山楂树将忍受梧桐枯萎的音乐
今夜的梧桐树将忍受凤凰燃烧的气息
今夜大地月光昙花一现 绝无露水升腾
今夜足踏红书籍的浪子是一切茫茫的中央 而一切茫茫都不能掩饰他的悲伤
泽婴《大雪》
这样的句法因融合着多种书写而异常复杂，既不容易找到它们的语义关联，也难以划分出一个有规则的节奏来。但是，我们还能感受到一种内在气息的律动——字词在针线绵密穿行的张力中传达出一种雄浑的朗诵效果。这里，诗人是力图通过减少“的”字的隔开和松散，而直接聚集起众多的词语进入朗诵的节奏中——乃至这里成为一场真正的词语盛筵！
酒！太阳的舌头平放在群鸟与清水之上
酒！飞禽的语言和吹向人类的和暖的风
海子《土地·第十章·迷途不返的人…酒》
这里尽管有“的”的隔开，但节奏反而如箭搭上弓，蓄势待发，似乎眼前的诗句将要脱离纸张飞驰而去。故而，汉语的节奏也是在具体的情景中发动的。尤其是，这个内在的心的节奏是最重要的，它能带动言说节奏的发起。
古典诗歌中的节奏多以双音节组成，这样很容易进入一种对称平衡的朗诵中，唯一的单音节主要是为了平衡双音节，它在结尾的位置是为了收拢、收束整个语势的。而现代汉语中的形式标记多是单音节，它们的介入就破坏了以双音节为主的古典诗歌，并形成了现代汉语中的三音节。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个三音节，使“的”字不僵滞或松散现代汉语的节奏，这有待我们深入探讨。以双音节为基础的平仄对应在现代汉语中也无从谈起了，我们已经不把它放在诗歌写作的考虑范围内，那么，汉语的四声调在朗诵中还能起怎样的作用？这也是一个未明了的问题。或者，朗诵的节奏总是在书写中确立的，我们汉语人的精神气质也随着这个节奏的改变而改变着。
五、现代诗歌的外观形式
对汉语内在节奏的划分，恢复汉语诗歌的韵律气息，最终是为诗歌建立整齐的外观形式，推导出诗歌形式的整体感来——现代人的生活已经破碎了，这个精神感觉的整体感从何谈起？如何确立？依然在我们的诗歌中，在我们的诗人辛苦劳作而创造出来的作品中，或许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整体感。
诗歌的外观形式，其实也是随物赋形的。一首好的诗歌总能找到一种相契合的外观形式。这种诗歌的外观形式，和诗人的内心秩序是默契对应着的。古典诗歌的五七言大都具有绝对整饬的外观形式。现代诗歌却是对这个“绝对整饬”的打破，但打破之后并非毫无秩序可循。现代诗人在意识到了这个平仄对偶的不可能之后，渐渐在创造中发展出一种最常见的外观形式——格式塔形式，如海子的《亚洲铜》，诗行自上而下渐次拉长句子的长度和朗诵的节奏——每个章节都重复着这种格式塔。
是我决定了昂首前行的时分
预感到风中的城堡有灵魂光临是宿命
它们彼此传递着凡高在春天的祝福
像我久久跪下故乡暮色中的许愿树
然后我吸着烟坐在校园长椅上
月球正进行游牧人的聚会
时间是图画里的小狗追着花尾巴
我预感到一只蝴蝶踩破钟声
陆地和水缓缓坠落
预感到我势必站在春天的刀锋上
春天定将毫不留情地将我埋葬
泽婴《春分》
这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年青诗人在春分时节写给春天的祝福。
这是一首大胆铺张长句，把诸多意象连缀起来而无繁复拖沓感的诗歌。诗行的行进犹如帆舟乘风破浪，轻盈、欢快而无狂飙突进之感。每一行诗都塑造了一个完整的诗歌造型，而无丝毫的断裂感。整首诗歌也力求大致的整齐，只有少许的参差，反而更加逼真自然。这首诗歌的意象是如此的美好，闪烁着灵性之光；而它整体的形式感传达的是春天降临时生命苏醒喷涌的无限兴奋感——春天给我们带来了如许美好的祝福。
青春迎面走来
成为我和大地
开天辟地
世界必然破碎
青春迎面走来
世界必然破碎
……
一轮巨斧劈开
世界碎成千万
手中突然获得
曙光是谁的天才
海子《弥塞亚·大合唱·献给曙光女神献给青春的诗》
这是海子自杀前向世界作的告别仪式，仪式之歌。
这是海子写给青春的献诗，既是对青春辉煌燃烧的拥抱，也是对自身短暂青春的无比痛惜和预先悼念。他写了天才，天才犹如青春，是一种瞬间辉煌的爆发，是海子对自身的迷恋和期许，最终也是一种迅速而遗憾的坠落。在青春的燃烧和天才的爆发中也夹杂着暴力，想象的暴力是这个巨斧劈开的动作，所有创造者的行动中似乎都包含了暴力的因素；这暴力是他灵魂与肉身分离的征兆，也是世界裂碎时的咯咯作响。诗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世界生成游戏的王，甚至不畏惧任何危险的游戏。
所以海子在这种分裂中选择了汉语诗歌中罕见的六言节奏，——因其不和谐的节奏而被古典诗人舍弃，但海子却推动这种危险的节奏以刀劈斧砍的力量。虽然这些六言形成了比较整齐的外观形式，但是这个整齐形式的内部是极度内爆的，暗示着海子内心世界的爆裂。
这表明海子力图以史诗的宏大形式来整合世界的努力最后失败了，但在史诗爆炸的碎片中包含了世界破碎的消息——它内在的秘密和它预示的未来。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次海子预备了必死无疑的决心后，他，却向世界和他人祝福了——
在平息了内心纷争后，他决定与这个世界和解；而当他发送这样的祝福时，他已成为另一世界的人了，成为陌生人——当他称呼别人为陌生人时，他与别人是互为陌生人的。
“和解”——这是汉语思想的核心秘密之一，因此海子和解的愿望就是回到汉语思想的源头，回到那些简单的动作——“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这是地道的中国人的动作。
因此，这首诗歌似乎有双重的意蕴：既有海子超出这个世界纷争的愿望，也有一种文化意义的浪子回头的意味。但，这里只能是“似乎”；诗人的和解是不可能的，除了死。
这个肉身与灵魂的分裂就揭示了尘世幸福的不可能，但海子还要给予他人和世界以祝福，和爱：在这个“我只愿面朝大海”的转换的姿势中，闪耀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神性光辉。
汉语思想经由海子的这一“祝福”，就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品格，从而抵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神性高度：此神性并非哪种文化先在地具备的，而是基于汉语人本身的苦难生存的“神性”。
这首诗歌如此深受人们欢迎，主要还是因为诗歌里包含了很多中国人传统的祈愿：
——关心粮食和蔬菜，和每个亲人通信，有情人终成眷属，获得尘世幸福。
当你知道这是一个将死之人，将死之诗人对你说的话时，你内心可能更加充满了感激之情。
尤其是这首诗歌的句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谐对称，温暖明亮，是汉语诗歌开端的句式。海子在他诗歌道路的末端回应了汉语诗歌的开端。
但又是和一些白话文——白话得不能再白话了——交错书写着，这些句式有机融合在一起而无突兀之感，这源于它们内在的亲缘性。
这也是诗人力图最后一次建立世界的统一感，虽然自己经历了无数次现实的失败，但这一次他的诗歌深入人心，感动着无数人。这感动即是一种感通，关联着世界统一感的建立。
这首诗歌不管是诗歌意象蕴藉的温暖感，还是在朗诵的节奏和诗歌的外观形式上，都是极其完美的。6
当我从汉语的内在节奏的划分，一直谈到诗歌外观形式的建立，这么冗长的论述，极有可能是徒劳而费舌的。因为当我们谈到汉语的美之法则时，其实它是不能法则化的。我们只能进行一种敞开的审美游戏，差异化的游戏。美之为美在于它不能定于一则，是差异化的从而是无比丰富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汉语中一些特定的句式，比如汉语中一再以变化的面容出现的句型“杨柳依依”进行追根溯源的考察，对一些极富形式美感的诗歌范例——海子的诗歌只不过是符合汉语美之法则的范例之一——进行分析，或许对我们不无启示。另外，汉语中特有的对称法则，依然是有效的，现代诗歌中很多成功的范例都体现出来了。
但愿，我们在通往现代经典汉语的道路上，确实已经迈出了一步；但愿，在这个到来中的汉语书写的共通体中，我们能够准备和贡献出更多的美之作品来。
本文的某些观点受到夏可君和柯小刚两位老师的启发，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但我更以为，这是汉语人共通体——假如还包括不在场的诗人海子和骆一禾的话——赐给我思考的灵感。
1 拼音文字中的字母一开始只是作为记音的，而且是对发声的形象描状。因此，汉字是拟形的直观，而英文字母是拟声的直观。
2汉语法则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为规定语义逻辑的法则，即语法，或者在古典汉语中只存在一种潜—语法；一为以审美为动机的美之法则。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都统一到这个文本的汉语中；但必须严格区分。在汉语的书写中更多体现为“美之法则”。
3 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中有诗句：“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凉是用触觉性的形容词活用为一种触觉名词，听是用动作性动词活用凝固为这种动作。当然我们用现代汉语的方式去分析古典汉语已经是不科学的，古代有很多词语本身是“活”的，不可固化的。
4 在英语诗歌里，节奏是以重音的反复递推为标志的，因为英语单词之间的参差不齐，它就并不需要这个朗诵前的划分节奏，只须向前递进就是。
5 湖南大学文学院郭建勋教授在《楚辞与骚体赋》中对兮字句演变为七言作了深入论述。
6 海子临死前的很多诗歌都极其碎片化，而这首诗歌在建立形式的整体感时是极其成功而出色的。
Sunday, February 10, 2008
Saturday, January 26, 2008
汉字简繁合一势在必行
信力建：汉字简繁合一势在必行
最近因为韩国人宣称“汉字是古代韩国人发明的”，引发了国人对此的强烈反弹，很多人建议因此建议国家赶快将汉字“申遗”，以免像端午节一样被别人站得先机。其实，我倒觉得我们目前维护汉字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倒是先把汉字存在的问题解决好，自己的墙垣修好了，别人的觊觎自然也就消失了，“攘外必先安内”是也。那么，汉字该先做怎样的自我维护呢？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打破繁简对立，统一汉字——这统一的基础不是简化字，而是繁体字——也就是台湾方面所说的“正字”。所以有这样的建议，有以下理由。 首先，当初简化汉字的理由现在已不成立。汉字简化，居于两大理由，一个是繁体字笔画多，记忆书写不便，使用繁体字影响文化传播速度。应该说，这个理由在计算机出现完善之前，的确存在。譬如“龟”字，繁体近二十笔，简直是一笔一画在画一只龟，难写，难记简化后保留其轮廓，仅剩七笔。“忧郁”的“郁”，繁体多达二十九笔！写法极其复杂，也很难记，简化后以“葱郁”的“郁”代替，仅八笔。的确方便了不少。然而，这个理由，在电脑日益进步的今天，已经不成问题——再难的汉字，在电脑上用拼音输入法点击即出，何曾费工费时，又何曾影响传播。汉字简化乃至拼音化的第二个理由是，繁体字不利于汉字现代化，具体说来就是不利于进入计算机。早在1982年初，著名美籍华人唐德刚先生在纽约唐人街华人联合会上发言时，对这一论调就有这样的反驳：“我主张从改革电脑看手，切不可去改革文字，且改革电脑较快也容易成功……”。在他发言后不到五年，王永民的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就首次取得成功。自此以后，从汉字字形出发的几种汉字输入法相继问世。推广经验证明其输入速度与质量甚至比拼音文字还优越。汉字难以进入计算机的滥言，终于永远被进步的科学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到今天，我们可以说，由于计算机的发展流行，推行汉字简化的理由已逐次失去，没有理由存在的事物，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 其次，汉字简化严重破坏了汉字所内蕴的文化基因。汉字是世界上少有的表意文字，其字体结构包含了大量的汉民族文化密码，可以说，我们民族的很多重要的文化信息，我们都可以通过对汉字结构的分析中得出。然而，简体字的出现及流行，却将这些文化基因一扫而空，造成真正意义上文化断裂。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肯定地认为，自从人类有了文字以后，就从一个蒙昧的时期进入了文明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核心就是由文字产生的广泛文化成果(这里所说的文化当然是指狭义的文化而言)。有声语言不能产生这种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与传授的成果，有声语言的可怜的历时效应和共时效应都无法完成这一人类的伟大任务。所以，只有文字才是文化的基础和载体。所在马、恩才肯定了摩尔根关于文字创造了文明社会的说法。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面加以分析：一、简化字破坏了汉字的表意性。中国的汉字以其独特的表意性而自立于在世界文字之林。“以形示意，义寓形中”，字形和字义密切联系，“视而可识，察而见义”。《汉字简化总表》的制定者的主导思想是仅仅把汉字看作是记录符号,追求把每个字的笔划限制在十划以内, 所以为简化笔划而顾此失彼，大大地破坏了汉字的表意性。有些简化字字已不能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来解释。比如“车”象形字，虽然楷书已经不如甲骨文、篆书形象，但是车的车轴、一个车轮、两边固定的木栓还保存完好；简化后的“车”字已无象形可言。“车”是“车”的草书写法。第二、割断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之间的密切联系 由于强制推行《汉字简化总表》，社会长期和繁体字隔绝，以致绝大多数的人不能辨识繁体字，不能顺利阅读古典文献。随着时间地推移，人们和古代汉语之间的阻碍将越来越大。特别是对于“一对多”的简化，现代人就很难辨析“简”与“繁”之间的对应关系，很难理解古代汉字的意义。简化字简化了汉字的笔划，同时也摒弃了汉字字形所蕴含的丰富意义。例如：后 会意字 甲骨文 象一只手掌放于嘴巴之上，表示发号施令之意，其本义是天子。 “后”字后来转移表示天子或君主的正妻。虽然“后”和“前後”的“後”纯属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因为同音，《汉字简化总表》就把“后”和“後”两字合并。简化“後”字，保留“后”字。人们不知其中变化过程，往往误以为“后”是简化字，“後”是繁体字。因此，人们在写繁体字时出现“慈禧太後”、“後羿射九日”就很常见了。 最后，简化字的存在不利于祖国统一，也对汉字成为东亚乃至亚洲的主体文字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统一汉字是统一国家的前提，也是汉字成为亚洲主体文字的前提。秦朝所以是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是因为在文化上“车同轨，书同文”。 从这点而言，目前大陆实行的简体字阻碍了大陆和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交往。 使用汉字的人数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以上，使用汉字的区域遍及全球。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闭关自守，大量简化汉字，强制推行，其不良后果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已经突现出来。台湾规定使用繁体字，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人基本上使用繁体字，日本、韩国保留了繁体字。由于简化字数量太多，而且有些简化又缺乏规律，所以他们几乎把简化字当成了一门外国文字。简化字和繁体字之间的差异阻碍了大陆和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交往。特别是对于“一对多”的简化字，即使认识，也难以准确理解它的字义。因为“一对多”的简化，把几个本来字义根本不同的字合并成一个字，人们怎么能从字面上判断出它所表示的意义呢？例如：周武王姓姬名发。是“发展”的“发”，还是“头发”的“髪”？最后、影响了电脑信息处理的应用和普及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电脑运用已遍及全社会，“无纸化办公”也成为近期目标。但是，人们沉痛地感觉到，即使各种汉字输入软件纷纷问世，“繁简转换”已成为一道不可跨越的天堑。 “一简对一繁”比较单纯，而电脑对“一简对多繁”则束手无策。一个简化字却有多个繁体字和它对应，电脑无法确定。据估算，“一简对多繁”的关系（包括各种原因产生的繁体）有近1000对，在“繁简转换”中，电脑选择错误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人预言，电脑彻底解决“繁简转换”比地球人上火星还难。 总之，对待韩国人申遗汉字一事，我们的态度应该是：首先，为之高兴，因为这正体现出汉字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不容置疑的主体地位；其次，要想汉字真正成为亚洲主体文字，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首先要统一汉字，具体来说就是恢复繁体字。
最近因为韩国人宣称“汉字是古代韩国人发明的”，引发了国人对此的强烈反弹，很多人建议因此建议国家赶快将汉字“申遗”，以免像端午节一样被别人站得先机。其实，我倒觉得我们目前维护汉字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倒是先把汉字存在的问题解决好，自己的墙垣修好了，别人的觊觎自然也就消失了，“攘外必先安内”是也。那么，汉字该先做怎样的自我维护呢？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打破繁简对立，统一汉字——这统一的基础不是简化字，而是繁体字——也就是台湾方面所说的“正字”。所以有这样的建议，有以下理由。 首先，当初简化汉字的理由现在已不成立。汉字简化，居于两大理由，一个是繁体字笔画多，记忆书写不便，使用繁体字影响文化传播速度。应该说，这个理由在计算机出现完善之前，的确存在。譬如“龟”字，繁体近二十笔，简直是一笔一画在画一只龟，难写，难记简化后保留其轮廓，仅剩七笔。“忧郁”的“郁”，繁体多达二十九笔！写法极其复杂，也很难记，简化后以“葱郁”的“郁”代替，仅八笔。的确方便了不少。然而，这个理由，在电脑日益进步的今天，已经不成问题——再难的汉字，在电脑上用拼音输入法点击即出，何曾费工费时，又何曾影响传播。汉字简化乃至拼音化的第二个理由是，繁体字不利于汉字现代化，具体说来就是不利于进入计算机。早在1982年初，著名美籍华人唐德刚先生在纽约唐人街华人联合会上发言时，对这一论调就有这样的反驳：“我主张从改革电脑看手，切不可去改革文字，且改革电脑较快也容易成功……”。在他发言后不到五年，王永民的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就首次取得成功。自此以后，从汉字字形出发的几种汉字输入法相继问世。推广经验证明其输入速度与质量甚至比拼音文字还优越。汉字难以进入计算机的滥言，终于永远被进步的科学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到今天，我们可以说，由于计算机的发展流行，推行汉字简化的理由已逐次失去，没有理由存在的事物，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 其次，汉字简化严重破坏了汉字所内蕴的文化基因。汉字是世界上少有的表意文字，其字体结构包含了大量的汉民族文化密码，可以说，我们民族的很多重要的文化信息，我们都可以通过对汉字结构的分析中得出。然而，简体字的出现及流行，却将这些文化基因一扫而空，造成真正意义上文化断裂。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肯定地认为，自从人类有了文字以后，就从一个蒙昧的时期进入了文明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核心就是由文字产生的广泛文化成果(这里所说的文化当然是指狭义的文化而言)。有声语言不能产生这种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与传授的成果，有声语言的可怜的历时效应和共时效应都无法完成这一人类的伟大任务。所以，只有文字才是文化的基础和载体。所在马、恩才肯定了摩尔根关于文字创造了文明社会的说法。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面加以分析：一、简化字破坏了汉字的表意性。中国的汉字以其独特的表意性而自立于在世界文字之林。“以形示意，义寓形中”，字形和字义密切联系，“视而可识，察而见义”。《汉字简化总表》的制定者的主导思想是仅仅把汉字看作是记录符号,追求把每个字的笔划限制在十划以内, 所以为简化笔划而顾此失彼，大大地破坏了汉字的表意性。有些简化字字已不能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来解释。比如“车”象形字，虽然楷书已经不如甲骨文、篆书形象，但是车的车轴、一个车轮、两边固定的木栓还保存完好；简化后的“车”字已无象形可言。“车”是“车”的草书写法。第二、割断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之间的密切联系 由于强制推行《汉字简化总表》，社会长期和繁体字隔绝，以致绝大多数的人不能辨识繁体字，不能顺利阅读古典文献。随着时间地推移，人们和古代汉语之间的阻碍将越来越大。特别是对于“一对多”的简化，现代人就很难辨析“简”与“繁”之间的对应关系，很难理解古代汉字的意义。简化字简化了汉字的笔划，同时也摒弃了汉字字形所蕴含的丰富意义。例如：后 会意字 甲骨文 象一只手掌放于嘴巴之上，表示发号施令之意，其本义是天子。 “后”字后来转移表示天子或君主的正妻。虽然“后”和“前後”的“後”纯属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因为同音，《汉字简化总表》就把“后”和“後”两字合并。简化“後”字，保留“后”字。人们不知其中变化过程，往往误以为“后”是简化字，“後”是繁体字。因此，人们在写繁体字时出现“慈禧太後”、“後羿射九日”就很常见了。 最后，简化字的存在不利于祖国统一，也对汉字成为东亚乃至亚洲的主体文字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统一汉字是统一国家的前提，也是汉字成为亚洲主体文字的前提。秦朝所以是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是因为在文化上“车同轨，书同文”。 从这点而言，目前大陆实行的简体字阻碍了大陆和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交往。 使用汉字的人数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以上，使用汉字的区域遍及全球。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闭关自守，大量简化汉字，强制推行，其不良后果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已经突现出来。台湾规定使用繁体字，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人基本上使用繁体字，日本、韩国保留了繁体字。由于简化字数量太多，而且有些简化又缺乏规律，所以他们几乎把简化字当成了一门外国文字。简化字和繁体字之间的差异阻碍了大陆和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交往。特别是对于“一对多”的简化字，即使认识，也难以准确理解它的字义。因为“一对多”的简化，把几个本来字义根本不同的字合并成一个字，人们怎么能从字面上判断出它所表示的意义呢？例如：周武王姓姬名发。是“发展”的“发”，还是“头发”的“髪”？最后、影响了电脑信息处理的应用和普及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电脑运用已遍及全社会，“无纸化办公”也成为近期目标。但是，人们沉痛地感觉到，即使各种汉字输入软件纷纷问世，“繁简转换”已成为一道不可跨越的天堑。 “一简对一繁”比较单纯，而电脑对“一简对多繁”则束手无策。一个简化字却有多个繁体字和它对应，电脑无法确定。据估算，“一简对多繁”的关系（包括各种原因产生的繁体）有近1000对，在“繁简转换”中，电脑选择错误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人预言，电脑彻底解决“繁简转换”比地球人上火星还难。 总之，对待韩国人申遗汉字一事，我们的态度应该是：首先，为之高兴，因为这正体现出汉字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不容置疑的主体地位；其次，要想汉字真正成为亚洲主体文字，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首先要统一汉字，具体来说就是恢复繁体字。
Tuesday, December 25, 2007
以孔子中庸思想解決當前漢字繁簡問題
以孔子中庸思想解決當前漢字繁簡問題
一、孔子的中庸思想
孔子的「中庸」或「中道」就是「洽到好處」。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又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孔子的中庸思想，源於他的天道宇宙觀，是將其宇宙觀應用於人類社會中所衍生出的「不偏不倚」和「合宜」的方法，以及「時中」、「執中」「用中」和「建中」的行為準則。換言之，中庸思想是孔子天道觀在人道中的應用。毫無「平庸」、「鄉願」之意。
孔子中庸思想既含有「時、度、權」的變通含義，也包含了「中、和、正」的穏定特質，既有「無可無不可」的變通精神，更強調「不偏不倚」的穩定功能。變通是手段，穏定才是目的。中庸則是變通與穏定高度統一的有機體。孔子有感於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的道理，悟澈「過猶不及」和「允執厥中」的意義，並以中庸穏定功能為依歸，完成了他對理想與現實、個人與社會、復古與改制等等的協調和統一。因此，我們無論是處事、做人、或從政，行中庸之道，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了。
二、面對漢字繁簡問題我們應有的態度
文字在政治上言，是國家民族統一的工具，有了統一的文字，才有統一的語言，有了統一的文字和語言，無論幅員何其遼濶，種族何其複雜，才有統一的國家。歐州國家之多，就是因為沒有統一的語言和文字，以及「方言」拉丁化的結果。假使秦始皇統一了六國，而沒有統一文字，那我們神州華夏，不知道現在會出現多少國家。？
以前「漢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地，都曾先後接受中國冊封，所以都使用漢字，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民族主義擡頭，要與中國斷絕關係，「去中國化」，所以都作出了廢除或改革漢字的決定，採用其本民族的表音文字。使得我們看到了今天的日文、韓文、越文，真是「滿頭霧水」，「莫名其妙」。試想：如果中文或漢字全部「拉丁化」了，我們不是自己將自己的臍帶截斷了嗎？
因此漢字改革，是千秋大業，不但影響民族團結，而且關係國家興亡。我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居高位者應該「海納百川」，「從善如流」，筆者村野匹夫則應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因此在這「野叟獻曝」，暢所欲言，冀能抛磚引玉，使漢字能去蕪留青，永垂久遠。
討論漢字繁簡問題或文字改革問題，要撇開「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以「科學」作依據，以「民族大義」為前提，以「國家利益」為依歸，這樣才是創造為國家民族謀求千秋萬代利益的功業，成為「為萬世開太平」的「民族英雄」；而非「標新立異」，「短視近利」或「別有用心」的「民族罪人」。
三、為「繁體」與「簡體」正名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何謂「繁體」，以及「繁體」的由來。溯自倉頡造字以迄新中國成立之前，只有「正體」、「俗體」和「簡體」，除俗體和簡體外，其他都是「正體」，根本沒有「繁體」這個名詞。新中國成立後，因為要實施「漢字簡化」，只好找「簡」的反義字「繁」來代替「正體」。其次，人的心理都是喜「易」厭「繁」，將「正體」稱之為「繁體」，一般人就會自動「敬而遠之」，「趨易避繁」了。
其次，我們要注意簡化字不一定就是結構簡單的漢字，有些漢字，從產生之初至今就是那樣簡單，沒有相應的「繁體」字，不能稱之為簡化字。例如：「人、一、二、十、上、下、旦、手、寸、工、戈”」等。相反地，筆畫結構複雜的漢字，也不一定就是「繁體」字。繁體字的內涵，不是指筆畫結構複雜的漢字，而是特指為簡化字取代，已經停止使用的那些筆畫結構複雜的漢字。例如：「鷦、鷯、躥、爨、鏊、疆、鼙、鬻、冀」等漢字結構都十分複雜，但不能稱之為繁體字，因為沒有相應的「簡體」字。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簡化字理解為筆畫結構簡單的漢字，也不能把繁體字理解為筆畫結構複雜的漢字。
新中國建國初期，開國諸君子當時因為要與舊政權切割，改國旗、改國號、改文字，為了某一政治目的，忽畧了影響深遠的不良後果。改國旗、改國號的結果，是聯合國代表權延遲了十幾年，且「中華民國」還繼續存在。所幸文字改革，沒有走俄共以及陳獨秀他們所行的「漢字拉丁化」，不然現在的「華語熱」與世界各地「孔子學院」的誕生就不會有了。
為了公正的和科學的來研討漢字繁簡問題，我們應該先將「繁體」正名，恢復其本來面目，稱之為「正體」或「傳統體」。在英文漢字只有traditional 和simplified 兩種，沒有complicated 出現，任何文字也不可能有「繁體」。文字的進化是「約定俗成」的，最好是「述而不作」，「簡體」字多少涵有「人為」因素在內，因此所有的簡化字，應該都稱之為「俗體」才對。筆者在此提出，籍以就教於高明。
四、漢字簡化歷史的回顧 簡化字是漢字演變的邏輯結果。漢字從甲骨文、金文變為篆書，再變為隸書與楷書。隸書是篆書的簡化，草書、行書又是隸書的簡化，而簡體字正是楷書的簡化。楷書在魏晉時開始出現，而簡體字已見於南北朝（４－６世紀）碑刻，到隋唐時代，簡化字逐漸增多，在民間相當普遍，稱為「俗體字」。唐代顏元孫著《幹祿字書》和王仁著之《刊謬補缺切韻》，都收了極多的俗體字。宋代以後，隨著印刷術的發明，簡體字由碑刻和手寫轉到雕版印刷的書籍上，從而擴大了簡體字的流行範圍，數量大大增多。根據《宋元以來俗字譜》，宋元明清十二種民間刻本所用簡體字，多達６２４０個。 １９０９年，陸費逵在《教育雜誌》創刊號上發表《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一文，這是歷史上公開提倡使用簡體字的第一次。１９２２年，他又發表《整理漢字的意見》，建議採用已在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並把其他筆劃多的字也予以簡化。１９２２年，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上，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筆劃案》，得到陸基、黎錦熙、楊樹達的連署。這是歷史上有關簡體字的第一個具體方案，主張把過去只在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作為正體字應用於一切正規書面語。所提出的八種簡化漢字方法，亦即現行簡體字產生依據，影響深遠。 １９２８年，胡懷琛出版《簡易字說》，收簡體字３００多個。１９３０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劉複、李家瑞合編之《宋元以來俗字表》，反映出一千年來簡體字的發展情況。１９３２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公佈出版國語籌備委員會所編訂之《國音常用字彙》，收入不少簡體字，並指出：「現在應該把它（簡體字）推行，使書寫處於約易。」１９３４年，中國圖書館服務社，出版杜定友之《簡字標準字表》，收簡體字３５３個。徐則敏在《論語半月刊》發表《５５０俗字表》。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提出《搜集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１９３５年，他主持編成《簡體字譜》草稿，收簡體字２４００多個。同年８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採用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佈《第一批簡體字表》，收字３２４個，雖於第二年２月又通令收回，但畢竟是歷史上由政府公佈的第一個簡體字表。在這一年，上海文化界組織「手頭字推行會」，發起推行「手頭字（即簡體字）運動」。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容庚之《簡體字典》出版，收字達４４４５，基本上本自草書。同年１１月，陳光堯出版《常用簡字表》，收字３１５０個，約一半本自草書，一半來自俗體字。１９３７年，北平研究所字體研究會，發表《簡體字表》第一表，收字１７００個。抗日戰爭爆發，簡體字運動被迫停頓，而主要在共黨統治區繼續發展。 １９５０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編制《常用簡體字登記表》。 １９５１年，在上表的基礎上，根據「述而不作」原則，擬出《第一批簡體字表》，收字５５５個。１９５２年２月５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 １９５４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簡體字表》基礎上，擬出《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收字７９８個，簡化偏旁５６個，並廢除異體字４００個。 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發表，將其中２６１個字分三批在全國５０多種報刊上試用。同年７月１３日，國務院成立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同年１０月，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通過《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減少為５１５個，簡化偏旁減少為５４個。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漢字簡化方案》經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審訂，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２３次會議通過，３１日在《人民日報》正式公佈，在全國推行。以後這個方案根據使用情況而略有改變，１９６４年５月，文改委出版《簡化字總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３５２個不作偏旁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是１３２個可作偏旁用的簡化字和１４個簡化偏旁，第三表是經過偏旁類推而成的１７５４個簡化字；共２２３８字（因「簽」、「須」兩字重見，實際為２２３６字），這就是今天中國大陸的用字標準。
五、漢字簡化的原則和方法
漢字簡化的原則是：「述而不作、約定俗成，穩步前進」，亦即儘量採用已經在民間長期流行的簡體字，只作收集整理和必要的修改，不擅自造字；但實際上很多地方都偏離了此一原則，使得「簡體」字在使用上發生了很多困擾。
現行漢字簡化方法，是以錢玄同１９２２年提出的方法為基礎，例舉簡述如下，以供參考︰
恢復古字‥由於環境需要，原本的漢字字元已不足以表達日益複雜的人和事，於是古人在原有字元基礎上，增加了不同的偏旁，使漢字的意義得以更準確表達出來。例如「布」原本就有「布疋」和「布告」的意思，但由於兩者的概念不同，為了方便運用，便在「布告」的「布」旁加上「人」字偏旁，以表示此「佈」乃由「人」發出的。簡化字的其中一個準則，是把這種原本同為一字，後來才加增的偏旁重新省掉，恢復原來的漢字。當中有部分字視為「異體選用字」，如「布」、「淚」，另一些則用作簡體字，如「後（後）」、「誇（誇）」、「塵（塵）」、「釁（釁）」等。
減省偏旁‥正如上述，漢字是由不同的符號組合而成的文字，這些符號最初具有表達讀音、表義的功能。不過隨著時代遷移，這些符號的表意和表音功能也日益淡薄，現在留下能夠識別意義的，大部分是漢字的部首。現代人認識漢字，除了硬記圖象之外，已別無他法。符號愈多，記憶所花的時間相應也愈大。為減輕記憶之苦，在不影響字形結構情況下，把某些字的部分符號刪除。其途徑有三︰
三去其二 — 把由三個部件組成的字刪除其中兩部分，只以某一部分代表整個字。例如︰「鑿（鑿）」、「習（習）」、「鄉（鄉）」「擊（擊）」。
三去其一 — 有些字如果把相當的部分除去，可能跟其他字混淆，於是只能減省其中一部分。例如︰「奪（奪）」、「奮（奮）」、「際（際）」、「曇（曇）」、「噸（噸）」。
二去其一 — 只有兩部分的字，除去其中一部分。例如︰「務（務）」、「開（開）」、「關（關）」、「畝（畝）」、「隸（隸）」、「飛（飛）」。
減省筆畫‥有些字如果把某些偏旁省去，會與其他字混淆，不能隨便省掉某一 些偏旁，只好將其中一些筆畫省去。通常是把一些點、橫畫甚至一些小字元省去或稍作改動。最常見情況是把「氵」旁減省為「冫」，如「盜」、「減」、「羨」、「淒」等字便是。氵簡省為冫的字，大多歸類為「異體選用字」。另一簡省筆畫方法是把表示動物四腳的「灬」改為「一」，如「魚（魚）」、「馬（馬）」、「鳥（鳥）」、「烏（烏）」，但表示火的「灬」不簡化。
改換構件‥除了減省某幾筆之外，遇到不能把偏旁省略的字，把筆畫複雜的偏 旁改換為簡單偏旁。一般來說，能改換的偏旁，都與本字的偏旁相關。改換的方式有二︰( 1 ) 改換形旁 — 漢字中大部分字都是由形旁和聲旁組合而成，而形旁之中，意思相近而筆畫較少的，往往用來替換筆畫多的。例如︰「筆」字，本字從「聿」，即書寫工具之意，現改為從「毛」，變成了書寫工具材料。「願」字，本意是從腦袋裏想出來的希望，「頁」本意指人首，但「頁」字本義在現代漢語裏已經消失，現改從「心」，表示從心裏發來的希望，筆畫減少，字的意義也更清晰。( 2 ) 改換聲符 —聲符是表示該字讀音的符號，聲旁改換原因有二︰(a) 由於時間推移，漢字讀音發生轉變，本來標音的聲符，已不能明顯表示某字的讀音，於是便利用新的同音或近音、筆畫較少的新聲符，來取代筆畫較多而且標音不準的舊符。例如︰「證」明的「證」，本從「登(deng)」聲，但普通話裏「證」的語音發生了改變，唸作zheng，如果按照繁體的結構，聲音便有很大差異。現改聲符從「正 (zheng)」，標音的效果也就恢復過來。(b) 另一原因是漢字同音字甚多，同一音節，各字筆畫不同。假如把筆畫繁多的聲符換成筆畫較少的，標音功能不變，但書寫卻更見效率。例如︰「纖」的聲符為「韱」，寫起來十分不方便，而且也不是每個現代人都讀得懂，現改為「千」，只用三畫，不但寫起來舒服，而且一看就知道讀音。又如「種」字的聲符為「重」，現改為「中」，也是以少筆畫的同音節聲符取代舊符。
保留輪廓‥漢字的表意性質，使得每個字都成為某種符號，把這些符號的輪廓保留下來，至於內裏的東西，可省的就給省去。例如︰「鹵（鹵）」、「齒（齒）」、「鳥（鳥）」、「馬（馬）」、「貝（貝）」。
草書楷化‥草書特點是書寫起來揮灑自如，缺點則是不易辨認。把草書筆畫楷化，就能達到簡化筆畫的效果，同時又不會流於草率，不易辨識。例如︰「長（長）」、「壽（壽）」、「東（東）」、「劍（劍）」、「專（專）」、「車（車）」、「報（報）」、「發（發）」。
符號替代‥以簡單符號替代複雜筆畫，很多字義不同的字卻擁有相同字旁。把這些字旁歸類，給與規範的省筆符號，以達到容易書寫目標。例如︰「鄧（鄧）、對（對）」、「聶（聶）、漢（漢）」、「區（區）、趙（趙）」、「師（師）、帥（帥）」、「學（學）、舉（舉）」。
同音替代‥利用同音字中筆畫少者取代筆畫多者。例如︰「胡（鬍）、發（髮）、醜（醜）、鬱（鬱）、鬥（鬥）、出（齣）、裏（裏）、穀（穀）、餘（餘）」。
以僻代繁‥以書寫簡單的冷僻字，代替筆畫繁複的字。例如：古字「聖」字本讀作「窟」，《說文》解釋是「汝穎間謂致力於地曰聖」，這個字在現代漢語裏本是「死字」，借用來作「聖」的簡化字。「體」字原意是「劣也」，又解作「笨」，而其古義在現代漢語裏也不復存在，但古代已有人誤以之為人體之「體」。又如：「擾（音宥，福也）擾」、「廣（部首）廣」、「廠（部首）廠」。
另造新字‥利用漢字造字原則新造，有向來沿用的，也有近時新造的。例如︰「護﹙護﹚」、「衛﹙衛﹚」。
同音合併。比如「里程」的「裏」和「裏面」的「裏」合併，「面孔」的「面」和「麵條」的「面」合併，「皇后」的「後」和「以後」的「後」合併。
六、漢字簡化的理由和論點
推行漢字簡化，通常持有下列理由：
1、符合漢字歷史發展規律。
漢字字形演變的總趨勢是簡化，漢字形體從甲骨文、金文發展到小篆，是一個簡化過程，小篆又簡化成隸書，隸書又簡化成楷書。反映了漢字形體演變的總趨勢。楷書的簡化更為突出，在通行的兩千年內，字形不斷簡化。
2、符合漢字現代化方向。
「簡化字跟正體相比，其顯著優點是：筆畫少，結構簡，字形清晰，分辨明快，好學便用。推行簡化字對於掃除文盲、普及教育、提高學習和工作效率都有好處。因此，堅持漢字簡化的方向，既是發展教育、提高全民科學文化素質的需要，也是適應未來資訊社會發展的需要。」(註1)
「簡化漢字和繁體漢字相比,其筆劃大大減少了,學習和記憶的難度也就相應地大大降低了。」(註2)
3、符合漢字今天使用趨勢。
「從1956年公佈《漢字簡化方案》開始，簡化字在祖國內地廣泛推行，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歡迎，特別受到初學文化的兒童和成人的歡迎。40多年來，簡化字作為國家法定的現行通用文字的重要部分得到全面普及，而且已成為聯合國使用中文的規範。」(註3)
「簡化字在其他地區和國家也程度不同地在使用著。香港知識界對簡化字採取了「繁簡由之」的態度。台灣不僅民間已大量使用簡化字，政府和文化界也曾多次公開討論漢字簡化問題。台灣教育部頒布的作為手寫行書標準的《標準行書範本》中，也已大量採用了簡化字。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在華文教學中早已學用我國公佈的簡化字。其他許多國家在漢語教學中也都學用簡化字。可見，使用簡化字已是大勢所趨，恢復繁體字的路是行不通的。」(註4)
4、有助於電腦資訊處理。
「電腦處理漢字又對漢字的規範化和標準化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希望對橫向筆畫超過七筆、豎向筆畫超過八筆及其以上的字進行筆畫減省。」(註5)
5、減少了漢字的筆畫數目。
原來的繁體字平均筆畫是16畫，簡化後平均筆畫是10.3畫。
6、提高了閱讀的清晰度。
7、減少了通用漢字的字數。
8、新形聲字表音比繁體字準確。
簡化後產生了一些新形聲字，表音比繁體字準確。如：「運---運」、「進---進」、「種---種」、「纖---纖」等。
9、有些簡化字便於分解和稱說。
七、漢字簡化後的弊端
漢字簡化，至少有下列弊端，簡引各家之言，以免筆者個人的主觀意見。
1、簡化漢字破壞了漢字結構、損害了漢字構字理據。
「簡化字最主要的缺點，就是破壞漢字的字形結構，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弊端。」「當時沒有考慮字形，常常僅是將其視為一個符號。結果使得一些字不再適用於漢字六書的規律。」(註6)
2、簡化漢字破壞了中國文化，損害了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紐帶。
「肇端於五四反禮教、反封建的口號，從意識形態上造成了現代人與文化傳統的隔膜，而現代漢語白話文與簡化漢字才切實地隔斷了中國文化的承傳。經過這兩個運動，漢語文言文與正體漢字就由文化的主要載體退化為文化的特殊現象。對於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它們不啻於外語、外文，不經翻譯，不經註釋，沒有師友的指導，民國以前——並非遠古——的書籍與文字就不能被流暢地解讀。經過這兩個運動，中國文化才成了『傳統文化』，『古代文化』，成了已經死去的東西。」(註7)
3、簡化漢字採用同音假借是文字發展中的退步。
「簡化漢字恰恰把很多意思毫不相干，而僅僅讀音類似的幾個字，用一個筆畫較少的字來頂替，人為地造成‘別字’的使用。比如：「只有」的「只」和「一隻」的「隻」；「頭髮」的「髮」與「發展」的「發」；「後來」的「後」與「皇后」的「後」；「干戈」的‘幹’與‘才幹’的‘幹’等等。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是文字發展中的退步！」(註8)
「所有同音字和同意字的『一胎化』，不僅造成了使用、學習、和適用的困腦，且對於文字的『精確性』和[『精確度』，影響至巨。如遊、油、猶、遊等字，全改成了一個〔遊〕字。](註9)
4、簡化漢字無助於漢字的學習、閱讀和書寫
「簡化漢字將若干分工細緻的字，重新歸納成一個多音、多意字，使漢字的字數驟減。從表面上看，減少了學習的總量。但由於多音、多意字的增加，學習單字所要花費的功夫增加了。原則上講，字越多，字意越單一、固定，普通人學習和使用起來就越容易；而字數少，取意廣，功能多、變通，則只適合那些善於舉一反三、靈活應用的人。我覺得漢字的簡化，實際上加大了學習的難度。」(註10)
5、簡化漢字並不較易於辨認、增加明晰度、與閱讀速度
「文字爲什要「簡化」呢？答案很簡單，「迅速易行」。可是經過科學實驗，發現書寫一千個簡體字所需的時間，只比寫同樣一千個正體字快了4分37秒而已，證明瞭簡體字在速度或節省時間上，並無多大意義。」(註11)
「筆畫較少的簡體字是否真的明晰度增加、易於辨認，增加閱讓速度呢？一位曾是大陸的文字改革專家便承認，筆畫差別太小，形體近似的字因而增多，會易於造成辨別的錯誤，視力也容易疲勞，反而會降低閱讀效率。」(註12)
5、簡化漢字無助於漢字的電腦處理
「決定性的結論更在電腦輸入成功以後，實踐證明繁簡輸入一樣快。不論是中國大陸的拼音輸入，還是安子介數字輸入，或是台灣的注音字母，以及北京的五毛字型和台灣的倉頡碼，都可能達到不亞於英文輸入的速度。」(註13)
現在在電腦上打字，即算是用中文拼音，一個字最多也不過只需要4、5個字母而已，一個成語，也可能只需要4、5個字母而已。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個成語，只需要打下 sh – y – y – l – f – m –l 幾個字母就出來了，那有比這個更「簡」的「體」嗎？ 到2006年底，由於高科技突飛猛進，文字的本身結構對於速度來說，完全失去了意義。(註14)
6、簡化漢字給兩岸三地交流以及國際交流帶來不便，更加破壞了漢字文化圈的統一性。
「現在港澳臺三地仍然使用正體字，海外華人讀寫也以繁體字為主，歐美、日本、南韓等地區的漢學界，在用漢字書寫時，也大多是繁體字。」(註15)
「漢字字形統一的問題，也是漢字文化圈的統一問題。漢字在這些國家最大使用是他們的很多古籍都用漢字印刷，當然都是繁體字。這些國家的人要瞭解自己的歷史以及傳統則必須學習漢字，而且必須是繁體字，否則學了簡化字之後還是得學繁體字，才能讓他們瞭解自己的歷史和文化。」(註16)
「整理合併異體字和規範統一字形，纔是現在的當務之急，這也就是學界正在討論的漢字統一問題，我很難想像用簡化字去取代它們的漢字，也很難想像用簡化字去取代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繁體字。難道將來兩岸統一了，還是實行兩套文字嗎？」(註17)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果有共同語言文字，必然會團結一致，和平共處( 即使在國與國之間，如英美)。否則，意志渙散、分裂、仇視。就像目前在全世界各地使用中文的人口中，口頭或內心所存在的態度與心灰意冷相互對待，是不容忽視的。中共在2005年爲了怕在政治上的分裂主義擡頭，通過了《反分裂法》，但他們就是不知道語言文化﹑『分裂』的嚴重性和危險性，會比政治上的分裂更恐怖，因爲中華民族的後代子孫，是不容分裂的。」(註18)
7、漢字筆畫愈多，愈容易記憶
「實際上的實驗證明，文字筆畫越多，越方便記憶。根據葉與劉(Yeh & Liu) 在1972年的實驗，發現記憶繁體字(15 筆和15筆以上的字)比記憶 (10 和10筆以下) 的簡體字容易。」(註19)
「在日本所作的測驗也有同樣的發現，文字的筆畫多少，對於認字並無正反性比例上的差異；因爲文字在腦中的處理方式，不是一筆一筆的進行。此外文字筆畫愈多，愈有更多的牽連(links)，更能便於區別。」(註20)
8、「簡單」不會永遠是「容易」〕的。
「且看〔己〕、〔已〕、〔己〕、〔彳〕、〔亍〕、〔戌〕、〔戊〕等字的使用，有多少人終生都在含糊中？弄不清楚？」(註21)
「漢字的簡化也要有度，不能說越簡越好，否則區別特徵減少，混同的可能性就增大了，這樣的結果同樣是不便於運用。例如簡化字〔幾〕和〔兒〕筆形近似，手寫體很容易混同，而原來的繁體字就沒有這個問題，試比較：〔幾－兒、〔幾—兒〕，很顯然前一組混同的可能性要大於後一組。又如〔千－幹－於〕、 〔己－已－巳〕、 〔土－士〕，這幾組漢字雖然不是簡化字，但它們之間的差別足以說明，筆畫過於簡單，區別特徵少，字形近似，是特別容易混淆地，給使用造成混亂。〕(註22)
9、簡化漢字喪失了尊嚴和正式性的表達
「在上千年俗體字發展與使用的時間中，凡是要對書寫者自己尊重和對權威人士下筆時，俗體字就從來沒有發現過，這當然說明瞭表示尊敬和正式。目前大家可能對於「尊敬和正式」，認爲已經沒有重要性了，所以就乾脆採用俗體字作爲「一切從簡」的依據，只需要把俗體字之外，再加上幾個造型奇特的字，如〔塵〕的坐不像坐，尖不像尖。不但在視覺上字形造成混亂；且使學習增加困難。這種〔簡體字〕實在是多餘。」(註23)
「每當人們看到中央電視臺，或者國際性的大會，挂上大紅布條的時候，就會産生一種「非正式( informal )」和 「不必相信」的感受。還有，在揚州有 [皇帝廣場]，在寧波有 [天下廣場]，都挂有大匾，金邊金字，堂而皇之；竟然爲了省下那麽幾筆，讓人望而卻步，立刻産生不屑一顧之心。當然更談不上什麽尊敬了，實在是不值得。」(註24)
10、簡化漢字喪失了美學鑒賞
「美是一件很難下定義的哲思與感受，一件人見人愛的東西，總會是在美的圍內。如果是人人見了都不屑一顧，就必然是不美的。比如說:沒有人會用簡體字寫字畫吧！書法家爲何不要用簡體字寫呢？其中的道理就很容易悟出來了。」(註25)
八、「繁體」與「簡體」的統一
綜合上述，客觀地說，「繁體」與「簡體」各有利弊。改革與簡化，不等於
一定錯誤，而永遠的不變，也不等於一定正確。但謹慎改革是必湏的，但不能說「越簡越好」，「為簡化而簡化」，否則，只會進一步產生混亂。幾十年來，現在簡化字已成事實，而且有十多億人口已經習慣在用，雖存在一些不合理，但也不宜「大動干戈」，否則會更加混亂。所以筆者認為「繁體」與「簡體」的使用必湏統一，而改革和統一，第一要快，以免將來漢字「全球化」了，「將錯就錯」，遺害萬代子孫。第二要由政府主管部門統一管理和推行，才能事半功倍。「解鈴還賴繫鈴人」，中國人民政府責無旁貸。第三如果目前需要改革，可以針對某些發生問題確實必要改革的少數漢字進行。 至於統一的原則，我們要比較異同，相互妥協，發揚孔子的《中庸》之道，來「允執厥中」和「去蕪存菁」；至於統一的方法，我們可循兩方面進行：
第一是去除現有的弊端。把下述發生問題，造成混亂的「簡化方法」和「簡體」字予以停用，恢復使用「正體」。
「恢復古字」的簡化方化下，有些字省掉了原來的偏旁系統，使得意義糢糊，不應也不能簡化。例如「布」原本就有「布疋」和「布告」的意思，但由於兩者的概念不同，為了方便運用，便在「布告」的「布」旁加上「人」字偏旁，以表示此「佈」乃由「人」發出的。又如「風雲」和「詩雲」古體都通用「雲」，後來為了表示天上的「雲」，才加了「雨」字部首，這是文字的進化，簡化復古，反而退化了。
漢字簡化後增加了一些形近字，如〔幾〕和〔兒〕筆形近似，手寫體很容易混同，而原來的正體字就沒有這個問題。又如「千－幹－於」簡化後變成「千－幹－於」容易混亂。在這種情形下，就要統一用原來的「正體」了。
「同音代替」和「同音合併」的「一胎化」，雖然減少了字數，但常常造成表意模糊，而且在「簡體」還原「正體」時，產生不少笑話。如：「皇后」變成了「皇後」，「防禦」變成了「防禦」，「孔子故里」變成了「孔子故裏」，「副市長」變成了「付市長」，「怒髪衝冠」變成了「怒發沖冠」等，畫家「程十髮」變成了「程十髮」則不免大煞風景了。
有些簡化字的形體不便於分解和稱說。而且簡化後，在一定場合又需要使用繁體字，漢字總量有增無減，這樣無形中增加了學習漢字的負擔。
有些簡化字原來就是正體字，用它們來代替簡化字，將其原有涵義都消失了。 譬如「廠」原來就是正體字，意指「山邊可以住人的巖洞」，讀「haan」音，現用來代「廠」字，其原意完全消失了。又如「廣」，讀「an」音，意指「房子一面傾斜」，現用來代「廣」字，等於這些字完全絕跡了。
類推簡化字不宜無限擴大，必湏有明確界限。換言之，簡化必湏有所規範。筆者在一九八五年第一次回鄉，看到有一家店招寫著「家合」，問了很多人都不
認識，原來是「家禽」。
第二是規範使用塲所。筆者提供下述淺見：
圖書古籍不能使用「簡體」，要保留「正體」。除了事實上沒有一對一的「簡體」外，如果都變成了「簡體」，那就沒有「古籍」了。古籍中有不少字因為使用頻率低而退出了常用字庫﹔另有不少字在簡化過程中被轉借、合併，現行簡體字很難做到與繁體字一一對應，給古籍的翻譯，造成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為了表達「尊嚴」、「尊敬」、「正式」和避免誤解，政府公文和契約建議用「正體」。就如以前的國際文件都以法文為準一樣。如果你姓「戴」，有人寫信稱你「代」先生，你會作何感想？
書畫藝術和詩詞歌賦用「正體」，以求「正式」和「美感」。一件人見人愛的東西，總會是在美的範圍內。如果是人人見了都不屑一顧，就必然是不美的。書法家不用簡體字寫漢字，就是因為簡體字美感不足。
有些字的某些結構部份不能省畧。例如：「愛」字簡化成了「愛」，就如鄭板橋送給妓女的條幅「因受」一樣，「恩愛無心」了，如果沒有了「心」，教你的所愛接「受」甚麼呢？。
學校可「教繁用簡」，或者是「繁簡並學」，教科書國文用「正體」，其他學科可用「簡體」，最好是都用「正體」。根據筆者經驗，筆者根本沒有學過簡體字，但看簡體字的書籍毫無困難，也不會造成諸如「孔子故裏」的笑話。
學生作文，一定要用正體。請看毛主席的詩、詞、和書法，何時出現過簡體？筆者買了一本《毛澤東詩詞書法賞折》，欣賞之餘，少見簡體。
正式塲所的匾額，為了表示「慎重、尊嚴、美觀」，建議用「正體」，就不會有「讓人望而卻步，立刻産生不屑一顧之心」﹙註26﹚的感 覺了。
對聯的懸掛和題額，應統一規定為從右至左，以保留我國固有文化和特色，筆者近年參觀很多景點，發現對聯的懸掛和題額，有的改成了從左至右，初學者分辨不出上下聯，橫額的寫法，也是混清不清，建議應予統一。
九、結 論
中國大陸有十三億人口在用簡體字，海外及各地「孔子學院」都在推行簡體字，此為不爭事實。簡體字處於合法地位，繁體字也並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在影視、出版、書法藝術中，在港、澳、台、和海外華僑華人的書報及日常生活中，仍在廣泛使用繁體字。
在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提出了「識繁寫簡」的口號，但隨著歲月的推移，很多40歲以下的人都不熟悉正體字了。再過幾十年，承載著豐富悠久民族文化的珍貴古籍，很可能成為難以解讀的古董。這一損失將是不可估量的。到那時，若再培養傳統文化的專門研究人才，就要先教授繁體字，其難度不亞於學習外文。 在地球村「漢語熱」和世界各地「孔子學院」方興未艾的今天，漢字的「繁簡」問題和「繁簡統一」問題，都必湏明快解決，拖得時間愈長，就會愈有害，愈有困難，影響面就會愈廣，影響的人數就會愈多。筆者建議兩岸或國共兩黨盡速召集學者專家，研擬提供最佳可行方案，召開「漢字統一協商會議」，獲至共識與結論，立即付諸實施，此誠造福人群，千秋萬世之功業也。
註：
(註1) 上海語言文字網《為什麼要堅持漢字簡化的方向？》。
(註2) 林明峰《論漢字簡化的偉大意義》
(註3) 上海語言文字網《為什麼要堅持漢字簡化的方向？》
(註4) 上海語言文字網《為什麼要堅持漢字簡化的方向？》
(註5) 上海語言文字網《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化同中文資訊處理有什麼關係？》
(註6) 羅寧《關於恢復使用繁體字的一點思考》
(註7) 張釗《簡化漢字到底簡化了什麼》
(註8) 張釗《漢字簡化，得不償失》
(註9)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10) 張 釗《漢字簡化，得不償失》
(註11)-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12) 世界日報記者王廣滇《中文「繁簡之爭」系列報道》引述反對簡體字者的觀點)
(註13) 彭小明《漢字命運憂思錄》
(註14)-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15) 羅寧《關於恢復使用繁體字的一點思考》
(註16) 羅寧《關於恢復使用繁體字的一點思考》
(註17) 羅寧《關於恢復使用繁體字的一點思考》
(註18)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19)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20)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21)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22) 胡吉成《簡化字有什麼優劣》
(註22)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23)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24)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註25)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26)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27)-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一、孔子的中庸思想
孔子的「中庸」或「中道」就是「洽到好處」。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又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孔子的中庸思想，源於他的天道宇宙觀，是將其宇宙觀應用於人類社會中所衍生出的「不偏不倚」和「合宜」的方法，以及「時中」、「執中」「用中」和「建中」的行為準則。換言之，中庸思想是孔子天道觀在人道中的應用。毫無「平庸」、「鄉願」之意。
孔子中庸思想既含有「時、度、權」的變通含義，也包含了「中、和、正」的穏定特質，既有「無可無不可」的變通精神，更強調「不偏不倚」的穩定功能。變通是手段，穏定才是目的。中庸則是變通與穏定高度統一的有機體。孔子有感於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的道理，悟澈「過猶不及」和「允執厥中」的意義，並以中庸穏定功能為依歸，完成了他對理想與現實、個人與社會、復古與改制等等的協調和統一。因此，我們無論是處事、做人、或從政，行中庸之道，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了。
二、面對漢字繁簡問題我們應有的態度
文字在政治上言，是國家民族統一的工具，有了統一的文字，才有統一的語言，有了統一的文字和語言，無論幅員何其遼濶，種族何其複雜，才有統一的國家。歐州國家之多，就是因為沒有統一的語言和文字，以及「方言」拉丁化的結果。假使秦始皇統一了六國，而沒有統一文字，那我們神州華夏，不知道現在會出現多少國家。？
以前「漢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地，都曾先後接受中國冊封，所以都使用漢字，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民族主義擡頭，要與中國斷絕關係，「去中國化」，所以都作出了廢除或改革漢字的決定，採用其本民族的表音文字。使得我們看到了今天的日文、韓文、越文，真是「滿頭霧水」，「莫名其妙」。試想：如果中文或漢字全部「拉丁化」了，我們不是自己將自己的臍帶截斷了嗎？
因此漢字改革，是千秋大業，不但影響民族團結，而且關係國家興亡。我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居高位者應該「海納百川」，「從善如流」，筆者村野匹夫則應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因此在這「野叟獻曝」，暢所欲言，冀能抛磚引玉，使漢字能去蕪留青，永垂久遠。
討論漢字繁簡問題或文字改革問題，要撇開「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以「科學」作依據，以「民族大義」為前提，以「國家利益」為依歸，這樣才是創造為國家民族謀求千秋萬代利益的功業，成為「為萬世開太平」的「民族英雄」；而非「標新立異」，「短視近利」或「別有用心」的「民族罪人」。
三、為「繁體」與「簡體」正名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何謂「繁體」，以及「繁體」的由來。溯自倉頡造字以迄新中國成立之前，只有「正體」、「俗體」和「簡體」，除俗體和簡體外，其他都是「正體」，根本沒有「繁體」這個名詞。新中國成立後，因為要實施「漢字簡化」，只好找「簡」的反義字「繁」來代替「正體」。其次，人的心理都是喜「易」厭「繁」，將「正體」稱之為「繁體」，一般人就會自動「敬而遠之」，「趨易避繁」了。
其次，我們要注意簡化字不一定就是結構簡單的漢字，有些漢字，從產生之初至今就是那樣簡單，沒有相應的「繁體」字，不能稱之為簡化字。例如：「人、一、二、十、上、下、旦、手、寸、工、戈”」等。相反地，筆畫結構複雜的漢字，也不一定就是「繁體」字。繁體字的內涵，不是指筆畫結構複雜的漢字，而是特指為簡化字取代，已經停止使用的那些筆畫結構複雜的漢字。例如：「鷦、鷯、躥、爨、鏊、疆、鼙、鬻、冀」等漢字結構都十分複雜，但不能稱之為繁體字，因為沒有相應的「簡體」字。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簡化字理解為筆畫結構簡單的漢字，也不能把繁體字理解為筆畫結構複雜的漢字。
新中國建國初期，開國諸君子當時因為要與舊政權切割，改國旗、改國號、改文字，為了某一政治目的，忽畧了影響深遠的不良後果。改國旗、改國號的結果，是聯合國代表權延遲了十幾年，且「中華民國」還繼續存在。所幸文字改革，沒有走俄共以及陳獨秀他們所行的「漢字拉丁化」，不然現在的「華語熱」與世界各地「孔子學院」的誕生就不會有了。
為了公正的和科學的來研討漢字繁簡問題，我們應該先將「繁體」正名，恢復其本來面目，稱之為「正體」或「傳統體」。在英文漢字只有traditional 和simplified 兩種，沒有complicated 出現，任何文字也不可能有「繁體」。文字的進化是「約定俗成」的，最好是「述而不作」，「簡體」字多少涵有「人為」因素在內，因此所有的簡化字，應該都稱之為「俗體」才對。筆者在此提出，籍以就教於高明。
四、漢字簡化歷史的回顧 簡化字是漢字演變的邏輯結果。漢字從甲骨文、金文變為篆書，再變為隸書與楷書。隸書是篆書的簡化，草書、行書又是隸書的簡化，而簡體字正是楷書的簡化。楷書在魏晉時開始出現，而簡體字已見於南北朝（４－６世紀）碑刻，到隋唐時代，簡化字逐漸增多，在民間相當普遍，稱為「俗體字」。唐代顏元孫著《幹祿字書》和王仁著之《刊謬補缺切韻》，都收了極多的俗體字。宋代以後，隨著印刷術的發明，簡體字由碑刻和手寫轉到雕版印刷的書籍上，從而擴大了簡體字的流行範圍，數量大大增多。根據《宋元以來俗字譜》，宋元明清十二種民間刻本所用簡體字，多達６２４０個。 １９０９年，陸費逵在《教育雜誌》創刊號上發表《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一文，這是歷史上公開提倡使用簡體字的第一次。１９２２年，他又發表《整理漢字的意見》，建議採用已在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並把其他筆劃多的字也予以簡化。１９２２年，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上，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筆劃案》，得到陸基、黎錦熙、楊樹達的連署。這是歷史上有關簡體字的第一個具體方案，主張把過去只在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作為正體字應用於一切正規書面語。所提出的八種簡化漢字方法，亦即現行簡體字產生依據，影響深遠。 １９２８年，胡懷琛出版《簡易字說》，收簡體字３００多個。１９３０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劉複、李家瑞合編之《宋元以來俗字表》，反映出一千年來簡體字的發展情況。１９３２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公佈出版國語籌備委員會所編訂之《國音常用字彙》，收入不少簡體字，並指出：「現在應該把它（簡體字）推行，使書寫處於約易。」１９３４年，中國圖書館服務社，出版杜定友之《簡字標準字表》，收簡體字３５３個。徐則敏在《論語半月刊》發表《５５０俗字表》。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提出《搜集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１９３５年，他主持編成《簡體字譜》草稿，收簡體字２４００多個。同年８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採用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佈《第一批簡體字表》，收字３２４個，雖於第二年２月又通令收回，但畢竟是歷史上由政府公佈的第一個簡體字表。在這一年，上海文化界組織「手頭字推行會」，發起推行「手頭字（即簡體字）運動」。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容庚之《簡體字典》出版，收字達４４４５，基本上本自草書。同年１１月，陳光堯出版《常用簡字表》，收字３１５０個，約一半本自草書，一半來自俗體字。１９３７年，北平研究所字體研究會，發表《簡體字表》第一表，收字１７００個。抗日戰爭爆發，簡體字運動被迫停頓，而主要在共黨統治區繼續發展。 １９５０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編制《常用簡體字登記表》。 １９５１年，在上表的基礎上，根據「述而不作」原則，擬出《第一批簡體字表》，收字５５５個。１９５２年２月５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 １９５４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簡體字表》基礎上，擬出《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收字７９８個，簡化偏旁５６個，並廢除異體字４００個。 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發表，將其中２６１個字分三批在全國５０多種報刊上試用。同年７月１３日，國務院成立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同年１０月，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通過《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減少為５１５個，簡化偏旁減少為５４個。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漢字簡化方案》經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審訂，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２３次會議通過，３１日在《人民日報》正式公佈，在全國推行。以後這個方案根據使用情況而略有改變，１９６４年５月，文改委出版《簡化字總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３５２個不作偏旁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是１３２個可作偏旁用的簡化字和１４個簡化偏旁，第三表是經過偏旁類推而成的１７５４個簡化字；共２２３８字（因「簽」、「須」兩字重見，實際為２２３６字），這就是今天中國大陸的用字標準。
五、漢字簡化的原則和方法
漢字簡化的原則是：「述而不作、約定俗成，穩步前進」，亦即儘量採用已經在民間長期流行的簡體字，只作收集整理和必要的修改，不擅自造字；但實際上很多地方都偏離了此一原則，使得「簡體」字在使用上發生了很多困擾。
現行漢字簡化方法，是以錢玄同１９２２年提出的方法為基礎，例舉簡述如下，以供參考︰
恢復古字‥由於環境需要，原本的漢字字元已不足以表達日益複雜的人和事，於是古人在原有字元基礎上，增加了不同的偏旁，使漢字的意義得以更準確表達出來。例如「布」原本就有「布疋」和「布告」的意思，但由於兩者的概念不同，為了方便運用，便在「布告」的「布」旁加上「人」字偏旁，以表示此「佈」乃由「人」發出的。簡化字的其中一個準則，是把這種原本同為一字，後來才加增的偏旁重新省掉，恢復原來的漢字。當中有部分字視為「異體選用字」，如「布」、「淚」，另一些則用作簡體字，如「後（後）」、「誇（誇）」、「塵（塵）」、「釁（釁）」等。
減省偏旁‥正如上述，漢字是由不同的符號組合而成的文字，這些符號最初具有表達讀音、表義的功能。不過隨著時代遷移，這些符號的表意和表音功能也日益淡薄，現在留下能夠識別意義的，大部分是漢字的部首。現代人認識漢字，除了硬記圖象之外，已別無他法。符號愈多，記憶所花的時間相應也愈大。為減輕記憶之苦，在不影響字形結構情況下，把某些字的部分符號刪除。其途徑有三︰
三去其二 — 把由三個部件組成的字刪除其中兩部分，只以某一部分代表整個字。例如︰「鑿（鑿）」、「習（習）」、「鄉（鄉）」「擊（擊）」。
三去其一 — 有些字如果把相當的部分除去，可能跟其他字混淆，於是只能減省其中一部分。例如︰「奪（奪）」、「奮（奮）」、「際（際）」、「曇（曇）」、「噸（噸）」。
二去其一 — 只有兩部分的字，除去其中一部分。例如︰「務（務）」、「開（開）」、「關（關）」、「畝（畝）」、「隸（隸）」、「飛（飛）」。
減省筆畫‥有些字如果把某些偏旁省去，會與其他字混淆，不能隨便省掉某一 些偏旁，只好將其中一些筆畫省去。通常是把一些點、橫畫甚至一些小字元省去或稍作改動。最常見情況是把「氵」旁減省為「冫」，如「盜」、「減」、「羨」、「淒」等字便是。氵簡省為冫的字，大多歸類為「異體選用字」。另一簡省筆畫方法是把表示動物四腳的「灬」改為「一」，如「魚（魚）」、「馬（馬）」、「鳥（鳥）」、「烏（烏）」，但表示火的「灬」不簡化。
改換構件‥除了減省某幾筆之外，遇到不能把偏旁省略的字，把筆畫複雜的偏 旁改換為簡單偏旁。一般來說，能改換的偏旁，都與本字的偏旁相關。改換的方式有二︰( 1 ) 改換形旁 — 漢字中大部分字都是由形旁和聲旁組合而成，而形旁之中，意思相近而筆畫較少的，往往用來替換筆畫多的。例如︰「筆」字，本字從「聿」，即書寫工具之意，現改為從「毛」，變成了書寫工具材料。「願」字，本意是從腦袋裏想出來的希望，「頁」本意指人首，但「頁」字本義在現代漢語裏已經消失，現改從「心」，表示從心裏發來的希望，筆畫減少，字的意義也更清晰。( 2 ) 改換聲符 —聲符是表示該字讀音的符號，聲旁改換原因有二︰(a) 由於時間推移，漢字讀音發生轉變，本來標音的聲符，已不能明顯表示某字的讀音，於是便利用新的同音或近音、筆畫較少的新聲符，來取代筆畫較多而且標音不準的舊符。例如︰「證」明的「證」，本從「登(deng)」聲，但普通話裏「證」的語音發生了改變，唸作zheng，如果按照繁體的結構，聲音便有很大差異。現改聲符從「正 (zheng)」，標音的效果也就恢復過來。(b) 另一原因是漢字同音字甚多，同一音節，各字筆畫不同。假如把筆畫繁多的聲符換成筆畫較少的，標音功能不變，但書寫卻更見效率。例如︰「纖」的聲符為「韱」，寫起來十分不方便，而且也不是每個現代人都讀得懂，現改為「千」，只用三畫，不但寫起來舒服，而且一看就知道讀音。又如「種」字的聲符為「重」，現改為「中」，也是以少筆畫的同音節聲符取代舊符。
保留輪廓‥漢字的表意性質，使得每個字都成為某種符號，把這些符號的輪廓保留下來，至於內裏的東西，可省的就給省去。例如︰「鹵（鹵）」、「齒（齒）」、「鳥（鳥）」、「馬（馬）」、「貝（貝）」。
草書楷化‥草書特點是書寫起來揮灑自如，缺點則是不易辨認。把草書筆畫楷化，就能達到簡化筆畫的效果，同時又不會流於草率，不易辨識。例如︰「長（長）」、「壽（壽）」、「東（東）」、「劍（劍）」、「專（專）」、「車（車）」、「報（報）」、「發（發）」。
符號替代‥以簡單符號替代複雜筆畫，很多字義不同的字卻擁有相同字旁。把這些字旁歸類，給與規範的省筆符號，以達到容易書寫目標。例如︰「鄧（鄧）、對（對）」、「聶（聶）、漢（漢）」、「區（區）、趙（趙）」、「師（師）、帥（帥）」、「學（學）、舉（舉）」。
同音替代‥利用同音字中筆畫少者取代筆畫多者。例如︰「胡（鬍）、發（髮）、醜（醜）、鬱（鬱）、鬥（鬥）、出（齣）、裏（裏）、穀（穀）、餘（餘）」。
以僻代繁‥以書寫簡單的冷僻字，代替筆畫繁複的字。例如：古字「聖」字本讀作「窟」，《說文》解釋是「汝穎間謂致力於地曰聖」，這個字在現代漢語裏本是「死字」，借用來作「聖」的簡化字。「體」字原意是「劣也」，又解作「笨」，而其古義在現代漢語裏也不復存在，但古代已有人誤以之為人體之「體」。又如：「擾（音宥，福也）擾」、「廣（部首）廣」、「廠（部首）廠」。
另造新字‥利用漢字造字原則新造，有向來沿用的，也有近時新造的。例如︰「護﹙護﹚」、「衛﹙衛﹚」。
同音合併。比如「里程」的「裏」和「裏面」的「裏」合併，「面孔」的「面」和「麵條」的「面」合併，「皇后」的「後」和「以後」的「後」合併。
六、漢字簡化的理由和論點
推行漢字簡化，通常持有下列理由：
1、符合漢字歷史發展規律。
漢字字形演變的總趨勢是簡化，漢字形體從甲骨文、金文發展到小篆，是一個簡化過程，小篆又簡化成隸書，隸書又簡化成楷書。反映了漢字形體演變的總趨勢。楷書的簡化更為突出，在通行的兩千年內，字形不斷簡化。
2、符合漢字現代化方向。
「簡化字跟正體相比，其顯著優點是：筆畫少，結構簡，字形清晰，分辨明快，好學便用。推行簡化字對於掃除文盲、普及教育、提高學習和工作效率都有好處。因此，堅持漢字簡化的方向，既是發展教育、提高全民科學文化素質的需要，也是適應未來資訊社會發展的需要。」(註1)
「簡化漢字和繁體漢字相比,其筆劃大大減少了,學習和記憶的難度也就相應地大大降低了。」(註2)
3、符合漢字今天使用趨勢。
「從1956年公佈《漢字簡化方案》開始，簡化字在祖國內地廣泛推行，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歡迎，特別受到初學文化的兒童和成人的歡迎。40多年來，簡化字作為國家法定的現行通用文字的重要部分得到全面普及，而且已成為聯合國使用中文的規範。」(註3)
「簡化字在其他地區和國家也程度不同地在使用著。香港知識界對簡化字採取了「繁簡由之」的態度。台灣不僅民間已大量使用簡化字，政府和文化界也曾多次公開討論漢字簡化問題。台灣教育部頒布的作為手寫行書標準的《標準行書範本》中，也已大量採用了簡化字。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在華文教學中早已學用我國公佈的簡化字。其他許多國家在漢語教學中也都學用簡化字。可見，使用簡化字已是大勢所趨，恢復繁體字的路是行不通的。」(註4)
4、有助於電腦資訊處理。
「電腦處理漢字又對漢字的規範化和標準化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希望對橫向筆畫超過七筆、豎向筆畫超過八筆及其以上的字進行筆畫減省。」(註5)
5、減少了漢字的筆畫數目。
原來的繁體字平均筆畫是16畫，簡化後平均筆畫是10.3畫。
6、提高了閱讀的清晰度。
7、減少了通用漢字的字數。
8、新形聲字表音比繁體字準確。
簡化後產生了一些新形聲字，表音比繁體字準確。如：「運---運」、「進---進」、「種---種」、「纖---纖」等。
9、有些簡化字便於分解和稱說。
七、漢字簡化後的弊端
漢字簡化，至少有下列弊端，簡引各家之言，以免筆者個人的主觀意見。
1、簡化漢字破壞了漢字結構、損害了漢字構字理據。
「簡化字最主要的缺點，就是破壞漢字的字形結構，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弊端。」「當時沒有考慮字形，常常僅是將其視為一個符號。結果使得一些字不再適用於漢字六書的規律。」(註6)
2、簡化漢字破壞了中國文化，損害了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紐帶。
「肇端於五四反禮教、反封建的口號，從意識形態上造成了現代人與文化傳統的隔膜，而現代漢語白話文與簡化漢字才切實地隔斷了中國文化的承傳。經過這兩個運動，漢語文言文與正體漢字就由文化的主要載體退化為文化的特殊現象。對於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它們不啻於外語、外文，不經翻譯，不經註釋，沒有師友的指導，民國以前——並非遠古——的書籍與文字就不能被流暢地解讀。經過這兩個運動，中國文化才成了『傳統文化』，『古代文化』，成了已經死去的東西。」(註7)
3、簡化漢字採用同音假借是文字發展中的退步。
「簡化漢字恰恰把很多意思毫不相干，而僅僅讀音類似的幾個字，用一個筆畫較少的字來頂替，人為地造成‘別字’的使用。比如：「只有」的「只」和「一隻」的「隻」；「頭髮」的「髮」與「發展」的「發」；「後來」的「後」與「皇后」的「後」；「干戈」的‘幹’與‘才幹’的‘幹’等等。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是文字發展中的退步！」(註8)
「所有同音字和同意字的『一胎化』，不僅造成了使用、學習、和適用的困腦，且對於文字的『精確性』和[『精確度』，影響至巨。如遊、油、猶、遊等字，全改成了一個〔遊〕字。](註9)
4、簡化漢字無助於漢字的學習、閱讀和書寫
「簡化漢字將若干分工細緻的字，重新歸納成一個多音、多意字，使漢字的字數驟減。從表面上看，減少了學習的總量。但由於多音、多意字的增加，學習單字所要花費的功夫增加了。原則上講，字越多，字意越單一、固定，普通人學習和使用起來就越容易；而字數少，取意廣，功能多、變通，則只適合那些善於舉一反三、靈活應用的人。我覺得漢字的簡化，實際上加大了學習的難度。」(註10)
5、簡化漢字並不較易於辨認、增加明晰度、與閱讀速度
「文字爲什要「簡化」呢？答案很簡單，「迅速易行」。可是經過科學實驗，發現書寫一千個簡體字所需的時間，只比寫同樣一千個正體字快了4分37秒而已，證明瞭簡體字在速度或節省時間上，並無多大意義。」(註11)
「筆畫較少的簡體字是否真的明晰度增加、易於辨認，增加閱讓速度呢？一位曾是大陸的文字改革專家便承認，筆畫差別太小，形體近似的字因而增多，會易於造成辨別的錯誤，視力也容易疲勞，反而會降低閱讀效率。」(註12)
5、簡化漢字無助於漢字的電腦處理
「決定性的結論更在電腦輸入成功以後，實踐證明繁簡輸入一樣快。不論是中國大陸的拼音輸入，還是安子介數字輸入，或是台灣的注音字母，以及北京的五毛字型和台灣的倉頡碼，都可能達到不亞於英文輸入的速度。」(註13)
現在在電腦上打字，即算是用中文拼音，一個字最多也不過只需要4、5個字母而已，一個成語，也可能只需要4、5個字母而已。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個成語，只需要打下 sh – y – y – l – f – m –l 幾個字母就出來了，那有比這個更「簡」的「體」嗎？ 到2006年底，由於高科技突飛猛進，文字的本身結構對於速度來說，完全失去了意義。(註14)
6、簡化漢字給兩岸三地交流以及國際交流帶來不便，更加破壞了漢字文化圈的統一性。
「現在港澳臺三地仍然使用正體字，海外華人讀寫也以繁體字為主，歐美、日本、南韓等地區的漢學界，在用漢字書寫時，也大多是繁體字。」(註15)
「漢字字形統一的問題，也是漢字文化圈的統一問題。漢字在這些國家最大使用是他們的很多古籍都用漢字印刷，當然都是繁體字。這些國家的人要瞭解自己的歷史以及傳統則必須學習漢字，而且必須是繁體字，否則學了簡化字之後還是得學繁體字，才能讓他們瞭解自己的歷史和文化。」(註16)
「整理合併異體字和規範統一字形，纔是現在的當務之急，這也就是學界正在討論的漢字統一問題，我很難想像用簡化字去取代它們的漢字，也很難想像用簡化字去取代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繁體字。難道將來兩岸統一了，還是實行兩套文字嗎？」(註17)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果有共同語言文字，必然會團結一致，和平共處( 即使在國與國之間，如英美)。否則，意志渙散、分裂、仇視。就像目前在全世界各地使用中文的人口中，口頭或內心所存在的態度與心灰意冷相互對待，是不容忽視的。中共在2005年爲了怕在政治上的分裂主義擡頭，通過了《反分裂法》，但他們就是不知道語言文化﹑『分裂』的嚴重性和危險性，會比政治上的分裂更恐怖，因爲中華民族的後代子孫，是不容分裂的。」(註18)
7、漢字筆畫愈多，愈容易記憶
「實際上的實驗證明，文字筆畫越多，越方便記憶。根據葉與劉(Yeh & Liu) 在1972年的實驗，發現記憶繁體字(15 筆和15筆以上的字)比記憶 (10 和10筆以下) 的簡體字容易。」(註19)
「在日本所作的測驗也有同樣的發現，文字的筆畫多少，對於認字並無正反性比例上的差異；因爲文字在腦中的處理方式，不是一筆一筆的進行。此外文字筆畫愈多，愈有更多的牽連(links)，更能便於區別。」(註20)
8、「簡單」不會永遠是「容易」〕的。
「且看〔己〕、〔已〕、〔己〕、〔彳〕、〔亍〕、〔戌〕、〔戊〕等字的使用，有多少人終生都在含糊中？弄不清楚？」(註21)
「漢字的簡化也要有度，不能說越簡越好，否則區別特徵減少，混同的可能性就增大了，這樣的結果同樣是不便於運用。例如簡化字〔幾〕和〔兒〕筆形近似，手寫體很容易混同，而原來的繁體字就沒有這個問題，試比較：〔幾－兒、〔幾—兒〕，很顯然前一組混同的可能性要大於後一組。又如〔千－幹－於〕、 〔己－已－巳〕、 〔土－士〕，這幾組漢字雖然不是簡化字，但它們之間的差別足以說明，筆畫過於簡單，區別特徵少，字形近似，是特別容易混淆地，給使用造成混亂。〕(註22)
9、簡化漢字喪失了尊嚴和正式性的表達
「在上千年俗體字發展與使用的時間中，凡是要對書寫者自己尊重和對權威人士下筆時，俗體字就從來沒有發現過，這當然說明瞭表示尊敬和正式。目前大家可能對於「尊敬和正式」，認爲已經沒有重要性了，所以就乾脆採用俗體字作爲「一切從簡」的依據，只需要把俗體字之外，再加上幾個造型奇特的字，如〔塵〕的坐不像坐，尖不像尖。不但在視覺上字形造成混亂；且使學習增加困難。這種〔簡體字〕實在是多餘。」(註23)
「每當人們看到中央電視臺，或者國際性的大會，挂上大紅布條的時候，就會産生一種「非正式( informal )」和 「不必相信」的感受。還有，在揚州有 [皇帝廣場]，在寧波有 [天下廣場]，都挂有大匾，金邊金字，堂而皇之；竟然爲了省下那麽幾筆，讓人望而卻步，立刻産生不屑一顧之心。當然更談不上什麽尊敬了，實在是不值得。」(註24)
10、簡化漢字喪失了美學鑒賞
「美是一件很難下定義的哲思與感受，一件人見人愛的東西，總會是在美的圍內。如果是人人見了都不屑一顧，就必然是不美的。比如說:沒有人會用簡體字寫字畫吧！書法家爲何不要用簡體字寫呢？其中的道理就很容易悟出來了。」(註25)
八、「繁體」與「簡體」的統一
綜合上述，客觀地說，「繁體」與「簡體」各有利弊。改革與簡化，不等於
一定錯誤，而永遠的不變，也不等於一定正確。但謹慎改革是必湏的，但不能說「越簡越好」，「為簡化而簡化」，否則，只會進一步產生混亂。幾十年來，現在簡化字已成事實，而且有十多億人口已經習慣在用，雖存在一些不合理，但也不宜「大動干戈」，否則會更加混亂。所以筆者認為「繁體」與「簡體」的使用必湏統一，而改革和統一，第一要快，以免將來漢字「全球化」了，「將錯就錯」，遺害萬代子孫。第二要由政府主管部門統一管理和推行，才能事半功倍。「解鈴還賴繫鈴人」，中國人民政府責無旁貸。第三如果目前需要改革，可以針對某些發生問題確實必要改革的少數漢字進行。 至於統一的原則，我們要比較異同，相互妥協，發揚孔子的《中庸》之道，來「允執厥中」和「去蕪存菁」；至於統一的方法，我們可循兩方面進行：
第一是去除現有的弊端。把下述發生問題，造成混亂的「簡化方法」和「簡體」字予以停用，恢復使用「正體」。
「恢復古字」的簡化方化下，有些字省掉了原來的偏旁系統，使得意義糢糊，不應也不能簡化。例如「布」原本就有「布疋」和「布告」的意思，但由於兩者的概念不同，為了方便運用，便在「布告」的「布」旁加上「人」字偏旁，以表示此「佈」乃由「人」發出的。又如「風雲」和「詩雲」古體都通用「雲」，後來為了表示天上的「雲」，才加了「雨」字部首，這是文字的進化，簡化復古，反而退化了。
漢字簡化後增加了一些形近字，如〔幾〕和〔兒〕筆形近似，手寫體很容易混同，而原來的正體字就沒有這個問題。又如「千－幹－於」簡化後變成「千－幹－於」容易混亂。在這種情形下，就要統一用原來的「正體」了。
「同音代替」和「同音合併」的「一胎化」，雖然減少了字數，但常常造成表意模糊，而且在「簡體」還原「正體」時，產生不少笑話。如：「皇后」變成了「皇後」，「防禦」變成了「防禦」，「孔子故里」變成了「孔子故裏」，「副市長」變成了「付市長」，「怒髪衝冠」變成了「怒發沖冠」等，畫家「程十髮」變成了「程十髮」則不免大煞風景了。
有些簡化字的形體不便於分解和稱說。而且簡化後，在一定場合又需要使用繁體字，漢字總量有增無減，這樣無形中增加了學習漢字的負擔。
有些簡化字原來就是正體字，用它們來代替簡化字，將其原有涵義都消失了。 譬如「廠」原來就是正體字，意指「山邊可以住人的巖洞」，讀「haan」音，現用來代「廠」字，其原意完全消失了。又如「廣」，讀「an」音，意指「房子一面傾斜」，現用來代「廣」字，等於這些字完全絕跡了。
類推簡化字不宜無限擴大，必湏有明確界限。換言之，簡化必湏有所規範。筆者在一九八五年第一次回鄉，看到有一家店招寫著「家合」，問了很多人都不
認識，原來是「家禽」。
第二是規範使用塲所。筆者提供下述淺見：
圖書古籍不能使用「簡體」，要保留「正體」。除了事實上沒有一對一的「簡體」外，如果都變成了「簡體」，那就沒有「古籍」了。古籍中有不少字因為使用頻率低而退出了常用字庫﹔另有不少字在簡化過程中被轉借、合併，現行簡體字很難做到與繁體字一一對應，給古籍的翻譯，造成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為了表達「尊嚴」、「尊敬」、「正式」和避免誤解，政府公文和契約建議用「正體」。就如以前的國際文件都以法文為準一樣。如果你姓「戴」，有人寫信稱你「代」先生，你會作何感想？
書畫藝術和詩詞歌賦用「正體」，以求「正式」和「美感」。一件人見人愛的東西，總會是在美的範圍內。如果是人人見了都不屑一顧，就必然是不美的。書法家不用簡體字寫漢字，就是因為簡體字美感不足。
有些字的某些結構部份不能省畧。例如：「愛」字簡化成了「愛」，就如鄭板橋送給妓女的條幅「因受」一樣，「恩愛無心」了，如果沒有了「心」，教你的所愛接「受」甚麼呢？。
學校可「教繁用簡」，或者是「繁簡並學」，教科書國文用「正體」，其他學科可用「簡體」，最好是都用「正體」。根據筆者經驗，筆者根本沒有學過簡體字，但看簡體字的書籍毫無困難，也不會造成諸如「孔子故裏」的笑話。
學生作文，一定要用正體。請看毛主席的詩、詞、和書法，何時出現過簡體？筆者買了一本《毛澤東詩詞書法賞折》，欣賞之餘，少見簡體。
正式塲所的匾額，為了表示「慎重、尊嚴、美觀」，建議用「正體」，就不會有「讓人望而卻步，立刻産生不屑一顧之心」﹙註26﹚的感 覺了。
對聯的懸掛和題額，應統一規定為從右至左，以保留我國固有文化和特色，筆者近年參觀很多景點，發現對聯的懸掛和題額，有的改成了從左至右，初學者分辨不出上下聯，橫額的寫法，也是混清不清，建議應予統一。
九、結 論
中國大陸有十三億人口在用簡體字，海外及各地「孔子學院」都在推行簡體字，此為不爭事實。簡體字處於合法地位，繁體字也並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在影視、出版、書法藝術中，在港、澳、台、和海外華僑華人的書報及日常生活中，仍在廣泛使用繁體字。
在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提出了「識繁寫簡」的口號，但隨著歲月的推移，很多40歲以下的人都不熟悉正體字了。再過幾十年，承載著豐富悠久民族文化的珍貴古籍，很可能成為難以解讀的古董。這一損失將是不可估量的。到那時，若再培養傳統文化的專門研究人才，就要先教授繁體字，其難度不亞於學習外文。 在地球村「漢語熱」和世界各地「孔子學院」方興未艾的今天，漢字的「繁簡」問題和「繁簡統一」問題，都必湏明快解決，拖得時間愈長，就會愈有害，愈有困難，影響面就會愈廣，影響的人數就會愈多。筆者建議兩岸或國共兩黨盡速召集學者專家，研擬提供最佳可行方案，召開「漢字統一協商會議」，獲至共識與結論，立即付諸實施，此誠造福人群，千秋萬世之功業也。
註：
(註1) 上海語言文字網《為什麼要堅持漢字簡化的方向？》。
(註2) 林明峰《論漢字簡化的偉大意義》
(註3) 上海語言文字網《為什麼要堅持漢字簡化的方向？》
(註4) 上海語言文字網《為什麼要堅持漢字簡化的方向？》
(註5) 上海語言文字網《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化同中文資訊處理有什麼關係？》
(註6) 羅寧《關於恢復使用繁體字的一點思考》
(註7) 張釗《簡化漢字到底簡化了什麼》
(註8) 張釗《漢字簡化，得不償失》
(註9)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10) 張 釗《漢字簡化，得不償失》
(註11)-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12) 世界日報記者王廣滇《中文「繁簡之爭」系列報道》引述反對簡體字者的觀點)
(註13) 彭小明《漢字命運憂思錄》
(註14)-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15) 羅寧《關於恢復使用繁體字的一點思考》
(註16) 羅寧《關於恢復使用繁體字的一點思考》
(註17) 羅寧《關於恢復使用繁體字的一點思考》
(註18)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19)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20)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21)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22) 胡吉成《簡化字有什麼優劣》
(註22)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23)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24)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註25)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26)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註27)- 彭冊之《愈簡愈難——論漢字簡化對華文學習之影響》
Friday, May 18, 2007
漢語文難學嗎？
--- 彭冊之 ---
在北美洲生活，對於第二代的漢語學習，以及現在全世界學習漢語的熱潮，真是風起雲湧，不可一世了。然而，許多人因爲在漢語區沒有地方可以修習語言學（因爲沒有一所大學開有 ‘語言學系’），所以一般認爲“漢字太複雜，太難寫，因此，很難學習”，實際上, 這是‘不知其二’的不正確的觀點。現在就35年專業知識所見，略述一點端倪，以供參考。
對於‘語言學’，尤其是‘應用語言學’而言，有兩項最高原則；那就是[簡 – simplicity ]和[用 – application ]。現在就根據這兩項最高原則，來將漢語和其他語言在學習上作一個對照分析，到底看看何者容易，何者不容易！
學習語言的難易，並不是如一般人所看到的那麽簡單，比喻說：漢語[太複雜]，或者[太難寫]，所以就下下了“漢語比其他語言難學” 的論定, 這就太輕率了。爲了認真的作一個進一步的觀察，這裏提出下列幾項，以供加以檢視查對的參考。
從語言特性的異同觀察
首先，我們看看漢語和其他語言在特性上有什麽不同:
1. 漢語是屬於單音節語文; 意思就是說在漢語文裏, 極大多數的語素都是由 ’單音節’字組成, 即使有少數複音節字, 也多屬外來譯音文字, 如枇芭（木旁）, 葡萄, 琵琶等； 或是一些從少數民族譯音過來的姓氏等等而已.。 而其他的拉丁語文固然也有少數單音節語文, 但極大多數都是多音節的，故一般都稱之爲多音節語文。.
2. 漢語語素在腦中的作業是按 ’形’ -> ‘意’ -> ‘音’ 的次序進行處理. 而其他多音節語文則按相反方向進行, 即按 ‘音’ -> ‘意’ -> ’形’的次序處理.；二者在腦中進行處理的程式恰恰相反, 久爲筆者定名爲[ 兩極語言 ].； 但是，有的語言如日語, 兼有兩極語言的特性, 固有兩極之利, 值得注意。不過, 在兩極語言中, 以形意語言有其圖形之利, 所以在記憶上有絕對的方便, 舉一實例說明: 在2500年以前,古希臘大詩人塞蒙奈第斯( Simonides ), 因爲他的凱旋歌( victory odes ),挽歌( dirges ),和悼詞( elegies ),和無數的睿語[( witty comments) 如: “畫是無言詩, 詩是會說的畫” 等等 ], 極爲靈妙, 所以他在當時極負盛名,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在一次貴族的大宴會中, 正當塞氏被請到大廳外面商量事情時,大廳的地板突然全部下陷, 數百客人罹難,而且面目全非,無法辨認;但當塞氏被請幫助辨認時, 他認爲沒有可能辨認幾百個屍體的能力。 可是他突然想起各個客人坐的位置時, 他就終於根據記憶中客人的位置和衣著, 成功的辨認了極大部分客人的屍身。 這就是說, 凡是對於具有形象之物，即可以在分秒之間，就如攝影機一樣，可以大量記憶；這就是因爲形象與空間關係之處理是在右腦。
3. 漢語極重’形’式, 如每個字,不論其筆畫多少, 絕大部分都容易形成正方形,也就是一個整體圖像, 故容易記憶; 而其內涵的偏旁，又有各自獨立的 ‘瓜葛（ links or nexus）’ 與四周圍聯繫，使其容易與記憶産生滯留和延長作用，故産生中程或長程記憶, 其他語文則不行。 對於文字的運用來說, 不僅在學習上産生容易記憶容易使用的好處外，而且在印刷編排上方便易行, 在平面設計上也是得心應手。
4. 漢語‘語素’絕大多數是單音節體, 可以按其負載的‘意義元件’, 配上‘音素元件’ (二者多爲偏旁)所構成； 所以，能夠隨意大量豐富辭彙; 如‘江’，‘河’，‘洋’‘油’；‘金’，‘銀’，‘銅’，‘鐵’等等，何其簡單! 這在其他語言中，就得各創新字 ;如：stream, river, creek, ocean; 又如uranium(鈾), radium (鐳), cobalt(鈷)等, 只需要認識音素元件, 就幾乎沒有閱讀困難；此外,還可以利用同音字, 製造新詞, 創造新意, 如:[前途],可以另造[ ‘錢’ 途], 或如某業的[ ‘錢’ 途], 買賣房屋的[ ‘錢’景], 甚至於電視節目裏的[ ‘錢’線新聞] 等等詞語. 在這些詞語裏,不僅産生了新鮮感, 而且又可以激發文采的生動力, 增加語言的’妙語如珠’的閱讀興趣; 尤其是, 在語言的”使用”意義上, 使人一目了然的産生昭然若揭的意義, 一看就能讀出聲音，而且還會産生不言而喻的妙喻, 無需另造新字新詞；而其他語文如拉丁文系列中的英文，就必須另造新字；一旦有了新字，就得必須一一加以記憶，自然就增加學習困難。 同時，人類必須有姓名， 尤其是利用同音的方便造成新詞, 如像前述的’’前途”一詞可以變成新詞以外;還可以利用生肖辭彙, 製造新的詞意, 如在豬年的[‘豬’事如意], 馬年的[龍’馬’精神]等等辭彙; 此外，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個永久獨立自主的名字: 除一般的”嶽飛”,”鄭芝龍”外, 如果要含有宗教意識的, 就可以有”聖嚴”, “悟虛”等等的法名; 再就社會意識來看, 還要有‘尊重’ 的內涵, 還可以取名爲 ”國藩”, ”世傑” 等等名字; 因此在中文意識裏，永遠有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辭彙, 而能夠作如此美妙運用的語文, 那就要只有在漢語文中, 才可以行得通了（在華人近10多億姓名中，雖然仍然有同名同姓的現象，那只是巧合而已, 而且在數目上究竟只是極少數）。可是，如在英文裏，姓名之多多到數以千計. 而且同名同姓數量之多,多到使人口瞪目呆; 而且每個名字，都得分別加以記憶，在學習上就要增加數倍的困難。 看看使用漢語文的10多億中文姓名中，全部使用的文字, 在字音計算的階層上，仍然僅僅只有410個左右而已；而它們附身的文字，就不少於四 - 五萬字，雖然在純音素上必然存在許多同音字，但是，極少有認不得而必須重新學習的字。但這裏必須要提醒一點，那就是, 漢語同音字之多是各種語文之最，如果沒有完整形象的文字，都用字母拼音的話，那同名同姓的現象，就不堪設想了，無論在學習上, 使用上或者在記憶上，困難自然就無法估計了。因此，在學習的觀點上看，必須先行記住[偏旁]，而偏旁的數量比起拼音文字來說，多出許多，大致都是26與214之比。不過，偏旁都有意相的基礎，在記憶上有許多優勢，加上現在經過嚴格訓練的漢語文師資的種種‘好得很’的教學妙法，學習起來，仍能不會有太大難度； 而且，許多偏旁本身就是文字，學習時反而常常有一舉兩得的功效。
5．漢語文在文字階層運作時, 在人腦神經中，不論是釋義，處理，記憶，回復(答)等功能, 差不多都是在右腦區（即左視區），其他語文則在左腦區（亦即右視區）運作。凡是在右腦區處理或記憶的資料（ information ），必然會處理得又快又長久；而左腦區處理的則必須在左腦內的語言軸線上進行，所有學習到的資料（acquired data ）多限制在語音範圍內，所以，只能作短程記憶；而且左腦長於邏輯推理，所以必備處理時間，因此進行慢；在語言學習上，自然不如讓在右腦區（即左視區）的腦神經作空間關係工作，來得又快又久。茲爲方便瞭解，特別引用一些科學家的科學實驗結果如下，以供參考：
5(1)．語文的斯雀普氏效應（Stroop Effect - 1935 ）：斯雀普以顔色和語文分別對於腦內反應作試驗，他發現使用中文者比使用英文者，有較多的幹擾。但當時只知其當然，而不知道其所以然。直到1979年，Biederman & Tsao 也有個同樣的發現，並對斯氏效應加以證實。到了1981年， Tsao & Wu ( 1981 )，又在一次試驗中證實了這種效應；他們認爲中文在文字處理是在右腦進行；而顔色的處理也是在右腦，如果二者同時處理，如：“用藍色的筆寫個紅字”，在腦功能上必然會發生爭擠現象，因此，自會影響處理的速度，以及會發生程式的幹擾。
5(2)．Tzeng, Hung, Cotton & Wang( 1979 )作的視區反應 實驗中發現有下面幾種情形：
A. 中文不論有不有音素元件（phonetic cue）或‘音旁’，都有強烈的右視區反應。
B. 以‘是’或‘不是’，‘對’與‘不對’，‘有’或‘沒有’，在機器上回答問題時，也是在左視區裏才有反應處理和進行的狀態, 但是, 把他們以兩個或兩個以上字數的文字組合成爲一個詞或單獨的語素，如[火]和[車] 組合成的[火車], 或加’站’成爲[火車站]時，就有與左腦協商共同處理的證實。因此，他們就作了一個初步的假定，那就是：
B1. 中文單字( character )的全形辨識或閱讀是在右腦處理；
B2. 中文結構有系列或要作分析時，則與左腦協商共同處理。
5(3). Teng & Sperry ( 1973 )以數位作試驗, 發現數位也像單個中文單字一樣，中文數位元字固然是與文字相同, 在右腦區處理, 其他非字母式的文字, 如阿拉伯數字,1.2.3.4.5….也是一樣在右腦區處理, 因爲它們是具有完整性意義和獨立性圖形的符號.，因此，漢語文對數學的學習也有直接幫助（見下條）。
5(4).在2002年5月，義大利包大瓦大學（University of Padova ）視覺神經學者馬科 . 卓茲博士（ Dr. Marco Zorzi ）將他的研究結果在當月的自然雜誌（Nature, May,2002）中發表。在這篇報告中，他特別舉出右腦與空間關係的許多試驗中的所得，值得參考：
5(4)1．人類腦功能中有一系列的設想功能；其中有一項有關現在要討論的涉及線，面的空間圖像。腦神經常常利用這種設定的線，面來作各種不同的運作；比如在作度，量估計時，或如在作統計上的求取中間數時，就會先行設定這類線，或體積空間，供人運算，或運行。
5(4)2．卓爾茲博士的研究就是在這個一基礎上著眼，他認爲人腦之所以會有這種活動功能，必然不會只是能作一些比喻而已，它一定與神經有關。所以，他用簡單算術來作試驗：他採用的受試者中，有一些是曾經在與空間推理有關的腦神經部分中過風的人士，這些受測者都有下列現象：
5(4)2．1 腦有一個自然功能，即每想到數目字，就會把它們擺到一條線上去。
5(4)2．2 一般通常以左手‘指出’較小的數目, 而較大的數目字，則多以右手指出。
5(4)2．3 在判斷中心點時，多忽略左邊的空間，常常把鍾(童旁)面上的數位都擠到右邊去。
5(4)2．4 因空間關係不足，穿衣時每每困難重重。
5(4)2．5 當要求受測者說出7與11 之間的中間數位時，腦部受過傷者，即有困難；尤其是在數目字差距大時，必然會發生困難。如在11與19之間來求取中間數位時，通常會偏高的認爲是17，而不是15。
5(4)2．6 如兩數的差距不大，像11與13 之間，中風患者，則多認爲10是中間數，竟然跑到資料範圍之外來了。
5(4)2．7 在求平均數時，因爲可以以算術形式求出，就連已經中過風的患者，都可以和其他人一樣，成績斐然。 因爲這與認知（cognition）有關，而不像在‘兩者之間’或‘兩數之間’， 因爲那是與空間（space）有關的問題了。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從日常應用上，就可以找到左腦‘點進式（digital ）’與右腦的全形式( holistic )的認知（ cognitive ）等的工作形式了. 而且更可以察覺 ’點進式’ 的左腦必須往右移而走入右腦的現象. 這些對於數學屬於空間關係的功能,已經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 就知道爲什麽使用漢語文的祖先早在千餘年以前就會使用’算經’, 到了明初就有’計算器’(算盤)了.
（6）Liu & Chen ( 1980 )在臺灣也作了一次研究; 受試者爲大學生,測驗時使用文字爲正常有意義的連貫性語言, 加有注音符號; 其測驗結果有二:
A. 把注音符號放置在文字的右邊(右視區, 亦即左腦區)的實驗效果比放在左邊(右腦區, 亦即左視區) 的效果較佳. 按:文字在左視區時,更能適應右腦區處理；同時，音符出現在右視區, 也適於在左腦區處理，所以有這個結果。
B. 文字，或帶有標音符號的文字語句，比只用標音符號的語句，更容易學習和記憶（按：有意義的圖形記號比標音符號更容易學習和記憶（筆者按：有意義的圖形記號比無意義的標音符號更容易學習和記憶；如此又證明瞭屬於形意的中文，較之屬於音義的拼音文字和語言易學，而且記憶量大 –請見後文。同時，左腦區和右腦區經常兩面發動和協調使用，不僅會産生‘不走極端’的思維方式，而且還會增加智力。）
(7)．日本人的實驗：
( a ) Hatta ( 1977 – 1979 ) 實驗：發現在下述情況下，漢字（kanji）是在右腦區處理：
( a )1。如果兩個形體不同的漢字放在一塊時；
( a )2。單個漢字能在語音上作出區別時；
( a )3。具體漢字比抽象漢字易學易記，但是，兩者均在右腦區處理。
( b ) Nishikawa & Niina ( 1981 )測驗：在他們這次測驗中，發現當受測者在判斷兩至五個字的屬性異同時，則在左腦區進行。
在使用上, 學習與記憶的難易是關鍵問題：
[ 中文難學難寫 ]? 認爲中文難學難寫的說法很多，而且對於中文學習難易的問題，曾經有不少直覺的看法，現列舉幾則，以作參考：
1．1969年，美國語音學者( Halle )，在他的著作裏提到說:[ 由於中文的筆畫都是漫無意識的記號,使用者的努力就像一個人要記電話號碼一樣難]。 不難想象, 他是一個初涉中文的人，完全不懂一直, 一勾的內涵; 與[六書]的組合邏輯，而且還暴露了只表聲音字母型的語言文字在學習和記憶上的困難；因爲滿紙滿篇的內容, 只有20多個字母，在滿篇文章中，既重復又再重復的高度類似老樣子,在圖像上的差異極微，而且單位之多，較之漢語文常常有成數倍數的多數；在學習與記憶上的困難，也是常常有成倍數的增加，根據 Dr. Shulgin 在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測驗結果, 人類一次的記憶極限是每次七個單位,), 如Massachusetts, Magnitogorsk, clerestory, extraterritoriality, contemporaneous, weakmindedness, pronunciation, communication等等的英文字, 不勝枚舉, 而且都超過了八個字母單位元元元元元；實際上就拼音文字而論，這種長字，即算在常用字中，也有約佔總數百分之三十五（35%）以上，就數目而論，那早已使即使是第一語言的使用者,都無法有把握能記得牢，更何況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呢! 可是，漢文字很少有超過三個單位（偏旁），在漢語的難字中，如‘鬱’，‘鼎’，‘龍’, ‘龜’‘竊’‘鞭‘等等所謂“難字”，也不過是三個或四個單位而已, 甚至有的文字如‘龍’, ‘龜’只認爲是一個單位(國語日報辭典, 馬素漢英字典); 所以，學習和記憶都較爲容易多了( 此處要注意的是：中文共有214個與類似拉丁文字母對等的偏旁, 見前文)；所以，在從事漢語教學時，就要特別注意 ’偏旁在先’ 的重要性. 可喜的是,所有有漢語文學習經驗的人, 都會在學習上列漢字時, 有‘過目不忘’ 的愉悅經驗(圖像記憶容易,也可以在此證明)。此外, 實際上的實驗證明文字筆畫越多, 越方便記憶; 根據:
葉與劉( Yeh and Liu*)在1972年的實驗中, 發現記憶繁體字(15 筆和15筆以上的字)比記憶 (10 和10筆以下)的簡體字容易
程(C.C. Cheng* 1977): 根據程的統計,在日用字的頭數千字的平均筆畫是 16筆, 而在2238個簡體字中的平均筆畫是10.3; 他同時發現在最通用的2500個漢字中,有56%的漢字的平均筆畫是11筆.
.*葉與劉,程諸位語言學者在原文中未有中文注明中文名字, 未能冒昧揣測, 至歉.
在日本所作的測驗也有同樣的發現. 那就是:文字的筆畫多少,對於認字並無正反性比例上的差異; 因爲文字在腦中的處理方式不是一筆一筆的進行,此外, 文章筆畫愈多愈有更多的牽連( links or nexus)更能便於區別.
2. 另外有兩個在澳洲的西方學者 ( Rozin & Gleitman, 1977, pp67 –68 ), 也是有點大膽而輕率, 他們說: ” 一個澳洲二年級學生, 在他的讀本裏將會面對2747 個生字 – 可以很合理的預期一個中國學者所需文字的數量( 意思是大量的驚人). 很諷刺的事實是, 根據 Liu, Chuang, & Wang, (1975 )的實驗, 一個中國學者實際須要中文的字數是:
日常常用字數是: 4,532 個字;
總數是: 40,032 字.
3. 中國人自己的誤認: 在中國人當中,也有不少膚淺而短視, 自然而必定是激進的中國人士, 也會動口大叫 ” [中國文字太複雜, 而必須加以拉丁化, 至少, 也得加以簡化”！] 不過，我們應從科學觀點來看這些問題，比較踏實. 先以漢語文裏面只有四百一十個音節（即字音）來說，就知道漢語裏的同音字之多了。同音字多, 自然就不能“拉丁化”，看看50年代的 ”文字改革” 權威性的標題，叫做 [北方話拉丁化]；如果真拉丁化了, 就會像這樣：[bei fang hua la din hua ]，那麽其結果就會有（1）“北方話拉丁化”，（2）“北方話拉丁話”，（3） “北方化拉丁化”，（4）“北方化拉丁話”，等等多種意義上的變化; 如果，這裏面每個字都用其他同音字來替換的話, ‘如:北方畫拉丁化’ …，那麽，漢語文的‘北方話拉丁化’還能成話嗎? 語言教學又怎麽樣實施呢？記憶那更是無從下手； 因此，此路不通。
現在再來略略談談“簡化”的論題：
凡是非專業的看法，都會說:“簡單總是會容易”，這個是不夠深入的看法。因爲簡繁問題，不僅促使學習漢語的心理困難，而且在使用上，必然造成必須增加文字數量，如‘言’必須要和‘語’字中的 ’言’部, 增加爲兩個字形，或符號, 根據1979年上海出版社出版的辭海所載, 起碼要增加90個這類字的符號。 實際上, “簡單” 不會永遠是”容易”的; 且看, ‘己’,’已’,’己’,’彳’.’亍’;’戌’,’戊’,等等字形的使用, 有多少人終生都在含糊中? 當年, 大語言學家林語堂先生在南洋大學擔任短期校長時, 曾經在決定助教的任用的機會進行試驗, 就是只用五個兩個字母的英文單字,作多種運用; 使得參加考試的人,瞠目結舌大傷腦筋. 可是目前，專業與非專業對於’簡易’和’繁難’的觀點, 一直在爭論不休，而且事實上經常仍然有人在不停的提出看法，尤其是媒體仍然在不斷披露。但很可惜的是極大部分這類意見都有點捕風捉影性質，毫無科學觀點; 茲僅將具有重要性的觀點，提出幾項於下，以供參考：
（1） 就[簡]的觀點看語言的教與學：語言教學上有兩大障礙，必須先行瞭解和排除：一個是‘語音干境’；另一個是‘語音干擾’; 謹再作些分析如下：
（1）1語音環境；語音環境問題是越單純越好。如英文：在時間上有古典英文，中世紀英文，現代英文；在空間上又有京氏英文，哈林英文，新英格蘭等等英文, 種類繁多；漢語文的環境更是有難以置信之多，可是到了今天，語言統一還沒有人問津，倒是文字問題，卻一鼓作氣吵鬧要分了. 逼得大家簡與繁都學，如果想一下世界上將有幾十億的人既要學簡，又要學繁；我們該“何其忍心”！不僅如此，目前的‘標音系統’也是分別有兩種，孩子們的學習負擔已經是不勝負荷，而又得加上兩種紕漏多端的標音系統，（如注音符號因爲受了古音影響太多，需要大大改進*1； 而內陸又有漢語拼音（其實,在它之前，羅馬拼音已經有24種之多）; 在漢語拼音裏常常有‘一個符號數個音’的學習環境的困撓, 如: zh, ch, sh, r; j, q, x; z, c, s, 各個字母就和原來字母的發音不同, 再加上它們的後面都得加‘i’；迫使‘i’ 在 ’之’,’依’,’思’ 三種不同的韻系中, 産生有多種發音複雜語音環境. 除此以外，母音字母的多環境, 更是各個無不是有三到五個之多，像’a’ 在[拉]和[連]之後, 各發個的音; ‘o’ 在[羅], [磨], [勞], [龍]的後面, 也是各發個的音; ‘e’ 在[樂], [雷], [列],[略], [根], [冷]等後面竟有六個語音環境; ‘u’之後, 更是[盧],[旅]要包含兩個環境; ‘i’ 後面環境之多,見上述說明, 就不必多所贅述. 在實際教學之際，像這許多等等的語音環境, 在學生的迷惘眼神之下, 自己常常真是“何其忍心”！
（1）2語音干擾: 在海外，語音幹擾是非常嚴重的現象。孩子們在使用上多半都是以拉丁語文爲主，甚至有作爲第一語言的情形；如果我們堅持把中文拼音作爲教與學的工具，還不如使用注音符號來得好；因爲後者只要學會37個符號就行，而前者則必須使學生一輩子都得記憶 ’一母兩音’,‘一字多音’的痛苦；比如：b, p, m, f, ----j, q, x, zh, ch, r, sh, 等等都得要與原來的發音不同才行；這還不算，其中的母音部分更是還要加上‘語音環境’的幹擾，舉一個例子來看，有一個姓‘龍’的孩子，個子生就不高，可是，他的老師天天叫他“郎 ！”( Long – 有高大的意思 )，其他的同學每次都得大笑一陣，使得姓‘龍’的孩子十分難堪，最後以轉學收場。想想“何其忍心”！
（2）在[用]的別個觀點上看：
（2）1．演進理論：文字必然是演進的。漢語自金文，甲骨文，篆，隸，楷，加上行，草之外，還有造成目前對於簡與繁的一大堆紛擾，那就是‘俗’字，或‘俗體字’。關於俗字，這應該是“約定俗成”會必然發生的事實。古代，如果真有人造字，必然會找到‘權威’在背後的支援，這就是‘約定’。此外，智力高而生性的人，常常會懷有‘隨心所欲’之舉，則 ‘山谷’ 的 ‘穀’ 變成了‘稻榖’的‘穀’的“俗體字’ ，而且這樣的發生一一變成自然。在現在使用的2238個所謂的‘簡體字’中，竟然有1987個是俗體字，這就知道所謂的‘簡體字’，只不過是一些褂(手部)名的‘空缺’而已。但是在政治目的的促使下，就不得不如此推行；而且，爲了要打擊已有的‘舊東西’，最好相對的給它找一個‘人見人厭’的名字，如是就有了“繁體字”了，這個名詞在以往都闕如，爲了使人人想到繁體就非常厭煩， 見到‘簡體’就必然會想到容易，也就自自然然的採用了。
（2）2．美學鑒賞：美，是一件很難下定義的哲思與感受。但是，一件人見人愛的東西，總會是在美的範圍內。如果是人見都不屑一顧,就必然是不美的; 比如說:沒有人會用簡體字寫字畫吧！那書法家爲何要不用簡體字寫呢？就很容易悟出其中的道理來了。
（2）3．尊嚴和正式性：在俗體字發展與使用的上千年時間中,凡是要對書寫者自己尊重和對權威人士下筆時，俗體字就從來沒有發現過，這當然說明 了表示尊敬和正式。目前，可能大家對於尊敬和正式認爲已經沒有重要性了,所以就乾脆採用俗體字作爲’一切從簡’的依據，只需要把俗體字之外再加上幾個造型奇特,如: ”塵”的坐不像坐,尖不像尖，在視覺上造成混亂的字形, 使學習增加困難的”簡體字”,實在是多餘, 可是一聲令下，大行天下，於是正正式式堂而皇之的以‘簡體’面世了。問題是即算是半個世紀已經過去了， 每當人們看到 [中央電視臺]，或者國際性的大會挂上大紅布條的時候，就會産生一種 [非正式( informal )] 和 [不必相信] 的感受；還有，在揚州，有[皇帝廣場 ]，在寧波，有[天下廣場]，都挂有大匾，金邊金字，堂而皇之；竟然爲了省下那麽幾筆，讓人望而卻步，立刻産生不屑一顧之心，當然，更談不上什麽尊敬了；實在是不值得。
（2）4．漢文字的要求簡化只是心理上的發生與渴望：且觀察下列記載：
l 宋代：有個鄧肅，曾經提出一個呼籲，說：“外國之巧，在文字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故遲。”
l 明代：也有個方以智，他另外創立一說，“字之紛也，科學基礎粗淺，語言學知識闕如的心理反應而已，想讀者只能置之一笑。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西遠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l 清代： 倪海曙認爲：“人們對文字開始有了工具和發展的觀點，開始要求文字爲政治服務。。。”
以上這些論調，只是一些
（2）3-2 漢文字要求簡化的錯覺：
直覺認爲：漢字“難學”，“難寫”，並無知識和科學的基礎。
求易避難：這是一個正常心理渴望，能夠‘體’，何必‘體’呢？於是就有以下的舉動出現：
* 民國24（1935）年，8月 21日，中華民國政府曾以教育部命令14140號公佈“第一批簡體字共布”324個字，經過實施以後，發現收效甚微，而且極大多數還是在俗字上，於是也就是不明不白的草草收場了。
* 無獨有偶，中共政府也於1956年公佈了2238個俗簡字拼湊一起的所謂簡體字表，於是，雷厲風行至今，造成今天全球漢語簡繁混亂的局面。
* 中共原語言委員會副主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陳章太在網上讀到一篇 [2005年世界主要語言種類，分佈，和應用力調查報告 ]；因爲沒有細察，就以爲是聯合國的正式文件；在有點樂得昏頭昏腦的狀況下，就公開說：“聯合國已經決定，2008 年後在聯合國使用的中文，將一律採用簡體字，此話一出，一時造成轉播媒體一片騷亂，真是貽笑大方。
* Insup I. Taylor(1983), 泰樂教授是加拿大鼎鼎大名約克大學心理語言學教授, 闡述中國政府在1979年將文字再作進一步改革時, 採用了”拼音(pinyin)文字”. 她認爲這對於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學者造成了許多”困腦”. 同時對於全世界學童的識字教學, 圖書館的管理編碼, 電報用字,電腦等等在金錢上的負擔與使用上的麻煩和不便不算, 對於中國文字還會造成所有同音字和同意字的 “一胎化” – 即對於音,意相同的文字,全部以同樣的拼音(pinyin)文字予以改革. 比如說: “ To give a few examples of the well known names in the pinyin ( and also in the older Wade – Giles system ), Deng Xiaoping( Teng Hsiao-p’ing), Mao Zedong ( Mao Tsetung), and Beijing ( Peking). (談到 pinyin, 除了泰樂教授提到的 Wade – Giles system 以外, 由馬素開始到現在, 已經有26種拼音字母系統的存在, 如果還要來個[譯音符號1式], 2式,3式…再加上中文拼音,那將來, 學童們每天全部學習時間, 都要拿來學’發音符號’了. )
* 關於所有同音字和同意字的 “一胎化”的問題, 目前在我的軟體上就出現有[遊歷的遊和游泳的遊],[干涉的干與幹部的幹]等等字會無法解決的問題. 所以,所有同音字和同意字的 “一胎化”于shi不僅是造成了 ‘使用’, ‘學習’, 和‘適用’的困腦, 對於文字的[精確性]和[精確度], 如; ‘遊’ , ‘油’, ‘猶’, ‘游’…等等的字, 如果‘一胎化’全改成一个’游’字, 那更是影響至巨了.
（2）4．科學逼使讓位：現在，對於簡體字著迷的人，數位非常龐大；可就沒有人問過，文字爲什要‘簡化’呢？答案很簡單，‘迅速易行’。可是，作過科學實驗，發現書寫簡體一千字所需的時間，只比寫同樣一千個繁體字快了4分37秒而已，證明簡體字在速度或節省時間上，並無多大意義。事實上，20年前，除了少數一兩個人的講稿以外，花費了30年搞簡體那段時間裏，十幾億以上的人口中，到底出了幾本書，這就足足能夠證明簡體字究竟幫了人民群衆多少忙？
（2）5．現在在電腦上打字，即算是用中文拼音，一個字最多也不過只需要4，5個字母而已，但是，一個成語也可能只需要4，5個字母而已，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個成語，只需要打下 sh – y – y – l – f – m –l 幾個字母就出來了，那有比這個更‘簡’的‘體’嗎？
（2）6．到2006年底，由於高科技突飛猛進，文字的本身結構對於速度來說，完全失去了意義，且看下列高科技進步的事實和趨勢：
* 根據媒體報道，現在的電腦，可以直接用帽子戴在頭上，變成“心靈打字機，”可以“心想事成”；也就是說，這種電子電腦到目前爲止，不僅可以“以意使器”，使人想象的每個動作都由線路傳給電腦，電腦解讀，促動銀幕上的指示箭頭，箭頭以消除法自動化選擇字母，構成文字，再組成語句。如此一來，兩個手的指頭的速度都不需要考，還需要在文字的筆畫上來思考嗎？簡繁之爭，豈不兒戲？（世界日報，國際新聞，2006年3月11日，A15版）
* 電腦能夠處理文字，已如上述；現在還有更能幹的本領，茲再根據媒體報道，再舉一例：那就是電腦可以“臨摹，篆刻，作畫，e筆搞定” 。淡江大學在2006年4月6日公開發表全球獨創專利 [e筆書法 ] ，可以在電腦手寫板上寫出毛筆字體。從此以後，不僅速度不必考慮，連藝術領域內的書法問題，也可以解決，我們應該可以像阿Q說的，“和尚摸得的我們也摸得”了(世界日報，國際新聞, 2006 年4月7日，A9版)。
* 在語文教學方面，高科技也正在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作者的在多倫多的幾位老同事，已經在加拿大大力推行“中文電腦教學”；在2006年7月間還來到溫哥華作過現場介紹和示範，對於中文教學無論在趣味方面，記憶方面和質量等等方面，都有很長足進步的展示。
（2）5．文化的懷疑和恐懼
* 文字是文化的基本工具。所謂文化，乃一個群體共同所信，共同所作與共同所留的一切。簡冊著作，即留的主體；而語言，就和生活習慣一樣，爲文化留的基本形態的工具，除了當作‘傳情達意’的手段，更是思想表達的捷徑，中國在1949年以前，歷代文獻，如：典籍，文集，四部，考據，記據（如‘山海經’），文學，均非止於樓載殿藏，而是浩瀚無比，我們只要少做思維，如果因文字簡化，造成時間與民族的分割， 真是會“匪夷所思”，“罄竹難書”了。而事實上，目前中國大陸內外，爲了達到交流，許多文人學者，對於他們的學術心血，文史著作, 也是用非簡體字印刷，而全世界海外僑胞，包括在海外出版的報章雜志(言旁)，也幾乎全都是使用非簡體字，這種空間上的分割，對於一個族裔來說，負有多麽大的酸痛和傷害。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果有共同語言文字，必然會團結一致，和平共處( 即使在國與國之間,如英美 )；否則，意志渙散，分裂，仇視；就像目前在全世界各地的使用中文的人口中，口頭或內心所存在的態度與心灰意冷相互對待，是不容忽視的；中共在2005年爲了怕在政治上的分裂主義擡頭，建立了“反分裂法”，但他們就不知道語言文化“分裂”的嚴重性和危險性，會比政治上的分裂更恐怖，因爲，中華民族的後代，是不容分裂的。
*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當然，方言中種類的存在，自始至終，衆所周知；而改善的一切措施都是窒礙難行；如在方言中，簡體字如果隨意縱容，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因爲每一方言，都有一些異質發音，小地區的可以暫且不提，大區域像沿長江自宜昌到鎮江的兩岸,‘n’和‘l’的發音，恰巧是對調行之。在‘湘語’中，更是複雜，‘f’‘hw’也是互調的，舉例來說：有人在‘肥料一廠’，就經歷到‘回了一廠’這樣的招牌。當然，可以說，這只是非“官定的簡體字”，那麽有人硬要這樣用時, 誰又能把誰怎麽俄樣? 如在臺灣， ‘f’ ‘h’ 必須對調發音，像歌星 [鳳飛飛] 的大名，就必須說成 [ 紅輝輝 ]，能夠不造成“分裂”嗎？前幾天，因爲星巴克進故宮，就由央視英語主播芮成鋼發現這個是“糟踏中國文化”；而如果說只是爲了少寫幾筆筆畫，就必然會造成的文化在語音上的分裂，責任將由誰負？
值得注意的是：只是爲了不必要的少寫幾筆筆畫，在文化上造成如此嚴重的疑懼，難道還要堅持“簡化”嗎？甚至於還要報紙來連載”大家都來學簡化字”嘛!!!
總之：站在’簡’ 與 ’用’的任何一方, 中文既是優秀美麗的文字，又是易學易用的文化工具，許多事如果沒有必要性時，最好不要“天下本無事”，才是上策！
彭冊之。2007年1月17日，於溫哥華。
*1彭冊之，國語語音學的現代化與現代化語音教學，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383 – 411頁
在北美洲生活，對於第二代的漢語學習，以及現在全世界學習漢語的熱潮，真是風起雲湧，不可一世了。然而，許多人因爲在漢語區沒有地方可以修習語言學（因爲沒有一所大學開有 ‘語言學系’），所以一般認爲“漢字太複雜，太難寫，因此，很難學習”，實際上, 這是‘不知其二’的不正確的觀點。現在就35年專業知識所見，略述一點端倪，以供參考。
對於‘語言學’，尤其是‘應用語言學’而言，有兩項最高原則；那就是[簡 – simplicity ]和[用 – application ]。現在就根據這兩項最高原則，來將漢語和其他語言在學習上作一個對照分析，到底看看何者容易，何者不容易！
學習語言的難易，並不是如一般人所看到的那麽簡單，比喻說：漢語[太複雜]，或者[太難寫]，所以就下下了“漢語比其他語言難學” 的論定, 這就太輕率了。爲了認真的作一個進一步的觀察，這裏提出下列幾項，以供加以檢視查對的參考。
從語言特性的異同觀察
首先，我們看看漢語和其他語言在特性上有什麽不同:
1. 漢語是屬於單音節語文; 意思就是說在漢語文裏, 極大多數的語素都是由 ’單音節’字組成, 即使有少數複音節字, 也多屬外來譯音文字, 如枇芭（木旁）, 葡萄, 琵琶等； 或是一些從少數民族譯音過來的姓氏等等而已.。 而其他的拉丁語文固然也有少數單音節語文, 但極大多數都是多音節的，故一般都稱之爲多音節語文。.
2. 漢語語素在腦中的作業是按 ’形’ -> ‘意’ -> ‘音’ 的次序進行處理. 而其他多音節語文則按相反方向進行, 即按 ‘音’ -> ‘意’ -> ’形’的次序處理.；二者在腦中進行處理的程式恰恰相反, 久爲筆者定名爲[ 兩極語言 ].； 但是，有的語言如日語, 兼有兩極語言的特性, 固有兩極之利, 值得注意。不過, 在兩極語言中, 以形意語言有其圖形之利, 所以在記憶上有絕對的方便, 舉一實例說明: 在2500年以前,古希臘大詩人塞蒙奈第斯( Simonides ), 因爲他的凱旋歌( victory odes ),挽歌( dirges ),和悼詞( elegies ),和無數的睿語[( witty comments) 如: “畫是無言詩, 詩是會說的畫” 等等 ], 極爲靈妙, 所以他在當時極負盛名,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在一次貴族的大宴會中, 正當塞氏被請到大廳外面商量事情時,大廳的地板突然全部下陷, 數百客人罹難,而且面目全非,無法辨認;但當塞氏被請幫助辨認時, 他認爲沒有可能辨認幾百個屍體的能力。 可是他突然想起各個客人坐的位置時, 他就終於根據記憶中客人的位置和衣著, 成功的辨認了極大部分客人的屍身。 這就是說, 凡是對於具有形象之物，即可以在分秒之間，就如攝影機一樣，可以大量記憶；這就是因爲形象與空間關係之處理是在右腦。
3. 漢語極重’形’式, 如每個字,不論其筆畫多少, 絕大部分都容易形成正方形,也就是一個整體圖像, 故容易記憶; 而其內涵的偏旁，又有各自獨立的 ‘瓜葛（ links or nexus）’ 與四周圍聯繫，使其容易與記憶産生滯留和延長作用，故産生中程或長程記憶, 其他語文則不行。 對於文字的運用來說, 不僅在學習上産生容易記憶容易使用的好處外，而且在印刷編排上方便易行, 在平面設計上也是得心應手。
4. 漢語‘語素’絕大多數是單音節體, 可以按其負載的‘意義元件’, 配上‘音素元件’ (二者多爲偏旁)所構成； 所以，能夠隨意大量豐富辭彙; 如‘江’，‘河’，‘洋’‘油’；‘金’，‘銀’，‘銅’，‘鐵’等等，何其簡單! 這在其他語言中，就得各創新字 ;如：stream, river, creek, ocean; 又如uranium(鈾), radium (鐳), cobalt(鈷)等, 只需要認識音素元件, 就幾乎沒有閱讀困難；此外,還可以利用同音字, 製造新詞, 創造新意, 如:[前途],可以另造[ ‘錢’ 途], 或如某業的[ ‘錢’ 途], 買賣房屋的[ ‘錢’景], 甚至於電視節目裏的[ ‘錢’線新聞] 等等詞語. 在這些詞語裏,不僅産生了新鮮感, 而且又可以激發文采的生動力, 增加語言的’妙語如珠’的閱讀興趣; 尤其是, 在語言的”使用”意義上, 使人一目了然的産生昭然若揭的意義, 一看就能讀出聲音，而且還會産生不言而喻的妙喻, 無需另造新字新詞；而其他語文如拉丁文系列中的英文，就必須另造新字；一旦有了新字，就得必須一一加以記憶，自然就增加學習困難。 同時，人類必須有姓名， 尤其是利用同音的方便造成新詞, 如像前述的’’前途”一詞可以變成新詞以外;還可以利用生肖辭彙, 製造新的詞意, 如在豬年的[‘豬’事如意], 馬年的[龍’馬’精神]等等辭彙; 此外，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個永久獨立自主的名字: 除一般的”嶽飛”,”鄭芝龍”外, 如果要含有宗教意識的, 就可以有”聖嚴”, “悟虛”等等的法名; 再就社會意識來看, 還要有‘尊重’ 的內涵, 還可以取名爲 ”國藩”, ”世傑” 等等名字; 因此在中文意識裏，永遠有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辭彙, 而能夠作如此美妙運用的語文, 那就要只有在漢語文中, 才可以行得通了（在華人近10多億姓名中，雖然仍然有同名同姓的現象，那只是巧合而已, 而且在數目上究竟只是極少數）。可是，如在英文裏，姓名之多多到數以千計. 而且同名同姓數量之多,多到使人口瞪目呆; 而且每個名字，都得分別加以記憶，在學習上就要增加數倍的困難。 看看使用漢語文的10多億中文姓名中，全部使用的文字, 在字音計算的階層上，仍然僅僅只有410個左右而已；而它們附身的文字，就不少於四 - 五萬字，雖然在純音素上必然存在許多同音字，但是，極少有認不得而必須重新學習的字。但這裏必須要提醒一點，那就是, 漢語同音字之多是各種語文之最，如果沒有完整形象的文字，都用字母拼音的話，那同名同姓的現象，就不堪設想了，無論在學習上, 使用上或者在記憶上，困難自然就無法估計了。因此，在學習的觀點上看，必須先行記住[偏旁]，而偏旁的數量比起拼音文字來說，多出許多，大致都是26與214之比。不過，偏旁都有意相的基礎，在記憶上有許多優勢，加上現在經過嚴格訓練的漢語文師資的種種‘好得很’的教學妙法，學習起來，仍能不會有太大難度； 而且，許多偏旁本身就是文字，學習時反而常常有一舉兩得的功效。
5．漢語文在文字階層運作時, 在人腦神經中，不論是釋義，處理，記憶，回復(答)等功能, 差不多都是在右腦區（即左視區），其他語文則在左腦區（亦即右視區）運作。凡是在右腦區處理或記憶的資料（ information ），必然會處理得又快又長久；而左腦區處理的則必須在左腦內的語言軸線上進行，所有學習到的資料（acquired data ）多限制在語音範圍內，所以，只能作短程記憶；而且左腦長於邏輯推理，所以必備處理時間，因此進行慢；在語言學習上，自然不如讓在右腦區（即左視區）的腦神經作空間關係工作，來得又快又久。茲爲方便瞭解，特別引用一些科學家的科學實驗結果如下，以供參考：
5(1)．語文的斯雀普氏效應（Stroop Effect - 1935 ）：斯雀普以顔色和語文分別對於腦內反應作試驗，他發現使用中文者比使用英文者，有較多的幹擾。但當時只知其當然，而不知道其所以然。直到1979年，Biederman & Tsao 也有個同樣的發現，並對斯氏效應加以證實。到了1981年， Tsao & Wu ( 1981 )，又在一次試驗中證實了這種效應；他們認爲中文在文字處理是在右腦進行；而顔色的處理也是在右腦，如果二者同時處理，如：“用藍色的筆寫個紅字”，在腦功能上必然會發生爭擠現象，因此，自會影響處理的速度，以及會發生程式的幹擾。
5(2)．Tzeng, Hung, Cotton & Wang( 1979 )作的視區反應 實驗中發現有下面幾種情形：
A. 中文不論有不有音素元件（phonetic cue）或‘音旁’，都有強烈的右視區反應。
B. 以‘是’或‘不是’，‘對’與‘不對’，‘有’或‘沒有’，在機器上回答問題時，也是在左視區裏才有反應處理和進行的狀態, 但是, 把他們以兩個或兩個以上字數的文字組合成爲一個詞或單獨的語素，如[火]和[車] 組合成的[火車], 或加’站’成爲[火車站]時，就有與左腦協商共同處理的證實。因此，他們就作了一個初步的假定，那就是：
B1. 中文單字( character )的全形辨識或閱讀是在右腦處理；
B2. 中文結構有系列或要作分析時，則與左腦協商共同處理。
5(3). Teng & Sperry ( 1973 )以數位作試驗, 發現數位也像單個中文單字一樣，中文數位元字固然是與文字相同, 在右腦區處理, 其他非字母式的文字, 如阿拉伯數字,1.2.3.4.5….也是一樣在右腦區處理, 因爲它們是具有完整性意義和獨立性圖形的符號.，因此，漢語文對數學的學習也有直接幫助（見下條）。
5(4).在2002年5月，義大利包大瓦大學（University of Padova ）視覺神經學者馬科 . 卓茲博士（ Dr. Marco Zorzi ）將他的研究結果在當月的自然雜誌（Nature, May,2002）中發表。在這篇報告中，他特別舉出右腦與空間關係的許多試驗中的所得，值得參考：
5(4)1．人類腦功能中有一系列的設想功能；其中有一項有關現在要討論的涉及線，面的空間圖像。腦神經常常利用這種設定的線，面來作各種不同的運作；比如在作度，量估計時，或如在作統計上的求取中間數時，就會先行設定這類線，或體積空間，供人運算，或運行。
5(4)2．卓爾茲博士的研究就是在這個一基礎上著眼，他認爲人腦之所以會有這種活動功能，必然不會只是能作一些比喻而已，它一定與神經有關。所以，他用簡單算術來作試驗：他採用的受試者中，有一些是曾經在與空間推理有關的腦神經部分中過風的人士，這些受測者都有下列現象：
5(4)2．1 腦有一個自然功能，即每想到數目字，就會把它們擺到一條線上去。
5(4)2．2 一般通常以左手‘指出’較小的數目, 而較大的數目字，則多以右手指出。
5(4)2．3 在判斷中心點時，多忽略左邊的空間，常常把鍾(童旁)面上的數位都擠到右邊去。
5(4)2．4 因空間關係不足，穿衣時每每困難重重。
5(4)2．5 當要求受測者說出7與11 之間的中間數位時，腦部受過傷者，即有困難；尤其是在數目字差距大時，必然會發生困難。如在11與19之間來求取中間數位時，通常會偏高的認爲是17，而不是15。
5(4)2．6 如兩數的差距不大，像11與13 之間，中風患者，則多認爲10是中間數，竟然跑到資料範圍之外來了。
5(4)2．7 在求平均數時，因爲可以以算術形式求出，就連已經中過風的患者，都可以和其他人一樣，成績斐然。 因爲這與認知（cognition）有關，而不像在‘兩者之間’或‘兩數之間’， 因爲那是與空間（space）有關的問題了。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從日常應用上，就可以找到左腦‘點進式（digital ）’與右腦的全形式( holistic )的認知（ cognitive ）等的工作形式了. 而且更可以察覺 ’點進式’ 的左腦必須往右移而走入右腦的現象. 這些對於數學屬於空間關係的功能,已經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 就知道爲什麽使用漢語文的祖先早在千餘年以前就會使用’算經’, 到了明初就有’計算器’(算盤)了.
（6）Liu & Chen ( 1980 )在臺灣也作了一次研究; 受試者爲大學生,測驗時使用文字爲正常有意義的連貫性語言, 加有注音符號; 其測驗結果有二:
A. 把注音符號放置在文字的右邊(右視區, 亦即左腦區)的實驗效果比放在左邊(右腦區, 亦即左視區) 的效果較佳. 按:文字在左視區時,更能適應右腦區處理；同時，音符出現在右視區, 也適於在左腦區處理，所以有這個結果。
B. 文字，或帶有標音符號的文字語句，比只用標音符號的語句，更容易學習和記憶（按：有意義的圖形記號比標音符號更容易學習和記憶（筆者按：有意義的圖形記號比無意義的標音符號更容易學習和記憶；如此又證明瞭屬於形意的中文，較之屬於音義的拼音文字和語言易學，而且記憶量大 –請見後文。同時，左腦區和右腦區經常兩面發動和協調使用，不僅會産生‘不走極端’的思維方式，而且還會增加智力。）
(7)．日本人的實驗：
( a ) Hatta ( 1977 – 1979 ) 實驗：發現在下述情況下，漢字（kanji）是在右腦區處理：
( a )1。如果兩個形體不同的漢字放在一塊時；
( a )2。單個漢字能在語音上作出區別時；
( a )3。具體漢字比抽象漢字易學易記，但是，兩者均在右腦區處理。
( b ) Nishikawa & Niina ( 1981 )測驗：在他們這次測驗中，發現當受測者在判斷兩至五個字的屬性異同時，則在左腦區進行。
在使用上, 學習與記憶的難易是關鍵問題：
[ 中文難學難寫 ]? 認爲中文難學難寫的說法很多，而且對於中文學習難易的問題，曾經有不少直覺的看法，現列舉幾則，以作參考：
1．1969年，美國語音學者( Halle )，在他的著作裏提到說:[ 由於中文的筆畫都是漫無意識的記號,使用者的努力就像一個人要記電話號碼一樣難]。 不難想象, 他是一個初涉中文的人，完全不懂一直, 一勾的內涵; 與[六書]的組合邏輯，而且還暴露了只表聲音字母型的語言文字在學習和記憶上的困難；因爲滿紙滿篇的內容, 只有20多個字母，在滿篇文章中，既重復又再重復的高度類似老樣子,在圖像上的差異極微，而且單位之多，較之漢語文常常有成數倍數的多數；在學習與記憶上的困難，也是常常有成倍數的增加，根據 Dr. Shulgin 在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測驗結果, 人類一次的記憶極限是每次七個單位,), 如Massachusetts, Magnitogorsk, clerestory, extraterritoriality, contemporaneous, weakmindedness, pronunciation, communication等等的英文字, 不勝枚舉, 而且都超過了八個字母單位元元元元元；實際上就拼音文字而論，這種長字，即算在常用字中，也有約佔總數百分之三十五（35%）以上，就數目而論，那早已使即使是第一語言的使用者,都無法有把握能記得牢，更何況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呢! 可是，漢文字很少有超過三個單位（偏旁），在漢語的難字中，如‘鬱’，‘鼎’，‘龍’, ‘龜’‘竊’‘鞭‘等等所謂“難字”，也不過是三個或四個單位而已, 甚至有的文字如‘龍’, ‘龜’只認爲是一個單位(國語日報辭典, 馬素漢英字典); 所以，學習和記憶都較爲容易多了( 此處要注意的是：中文共有214個與類似拉丁文字母對等的偏旁, 見前文)；所以，在從事漢語教學時，就要特別注意 ’偏旁在先’ 的重要性. 可喜的是,所有有漢語文學習經驗的人, 都會在學習上列漢字時, 有‘過目不忘’ 的愉悅經驗(圖像記憶容易,也可以在此證明)。此外, 實際上的實驗證明文字筆畫越多, 越方便記憶; 根據:
葉與劉( Yeh and Liu*)在1972年的實驗中, 發現記憶繁體字(15 筆和15筆以上的字)比記憶 (10 和10筆以下)的簡體字容易
程(C.C. Cheng* 1977): 根據程的統計,在日用字的頭數千字的平均筆畫是 16筆, 而在2238個簡體字中的平均筆畫是10.3; 他同時發現在最通用的2500個漢字中,有56%的漢字的平均筆畫是11筆.
.*葉與劉,程諸位語言學者在原文中未有中文注明中文名字, 未能冒昧揣測, 至歉.
在日本所作的測驗也有同樣的發現. 那就是:文字的筆畫多少,對於認字並無正反性比例上的差異; 因爲文字在腦中的處理方式不是一筆一筆的進行,此外, 文章筆畫愈多愈有更多的牽連( links or nexus)更能便於區別.
2. 另外有兩個在澳洲的西方學者 ( Rozin & Gleitman, 1977, pp67 –68 ), 也是有點大膽而輕率, 他們說: ” 一個澳洲二年級學生, 在他的讀本裏將會面對2747 個生字 – 可以很合理的預期一個中國學者所需文字的數量( 意思是大量的驚人). 很諷刺的事實是, 根據 Liu, Chuang, & Wang, (1975 )的實驗, 一個中國學者實際須要中文的字數是:
日常常用字數是: 4,532 個字;
總數是: 40,032 字.
3. 中國人自己的誤認: 在中國人當中,也有不少膚淺而短視, 自然而必定是激進的中國人士, 也會動口大叫 ” [中國文字太複雜, 而必須加以拉丁化, 至少, 也得加以簡化”！] 不過，我們應從科學觀點來看這些問題，比較踏實. 先以漢語文裏面只有四百一十個音節（即字音）來說，就知道漢語裏的同音字之多了。同音字多, 自然就不能“拉丁化”，看看50年代的 ”文字改革” 權威性的標題，叫做 [北方話拉丁化]；如果真拉丁化了, 就會像這樣：[bei fang hua la din hua ]，那麽其結果就會有（1）“北方話拉丁化”，（2）“北方話拉丁話”，（3） “北方化拉丁化”，（4）“北方化拉丁話”，等等多種意義上的變化; 如果，這裏面每個字都用其他同音字來替換的話, ‘如:北方畫拉丁化’ …，那麽，漢語文的‘北方話拉丁化’還能成話嗎? 語言教學又怎麽樣實施呢？記憶那更是無從下手； 因此，此路不通。
現在再來略略談談“簡化”的論題：
凡是非專業的看法，都會說:“簡單總是會容易”，這個是不夠深入的看法。因爲簡繁問題，不僅促使學習漢語的心理困難，而且在使用上，必然造成必須增加文字數量，如‘言’必須要和‘語’字中的 ’言’部, 增加爲兩個字形，或符號, 根據1979年上海出版社出版的辭海所載, 起碼要增加90個這類字的符號。 實際上, “簡單” 不會永遠是”容易”的; 且看, ‘己’,’已’,’己’,’彳’.’亍’;’戌’,’戊’,等等字形的使用, 有多少人終生都在含糊中? 當年, 大語言學家林語堂先生在南洋大學擔任短期校長時, 曾經在決定助教的任用的機會進行試驗, 就是只用五個兩個字母的英文單字,作多種運用; 使得參加考試的人,瞠目結舌大傷腦筋. 可是目前，專業與非專業對於’簡易’和’繁難’的觀點, 一直在爭論不休，而且事實上經常仍然有人在不停的提出看法，尤其是媒體仍然在不斷披露。但很可惜的是極大部分這類意見都有點捕風捉影性質，毫無科學觀點; 茲僅將具有重要性的觀點，提出幾項於下，以供參考：
（1） 就[簡]的觀點看語言的教與學：語言教學上有兩大障礙，必須先行瞭解和排除：一個是‘語音干境’；另一個是‘語音干擾’; 謹再作些分析如下：
（1）1語音環境；語音環境問題是越單純越好。如英文：在時間上有古典英文，中世紀英文，現代英文；在空間上又有京氏英文，哈林英文，新英格蘭等等英文, 種類繁多；漢語文的環境更是有難以置信之多，可是到了今天，語言統一還沒有人問津，倒是文字問題，卻一鼓作氣吵鬧要分了. 逼得大家簡與繁都學，如果想一下世界上將有幾十億的人既要學簡，又要學繁；我們該“何其忍心”！不僅如此，目前的‘標音系統’也是分別有兩種，孩子們的學習負擔已經是不勝負荷，而又得加上兩種紕漏多端的標音系統，（如注音符號因爲受了古音影響太多，需要大大改進*1； 而內陸又有漢語拼音（其實,在它之前，羅馬拼音已經有24種之多）; 在漢語拼音裏常常有‘一個符號數個音’的學習環境的困撓, 如: zh, ch, sh, r; j, q, x; z, c, s, 各個字母就和原來字母的發音不同, 再加上它們的後面都得加‘i’；迫使‘i’ 在 ’之’,’依’,’思’ 三種不同的韻系中, 産生有多種發音複雜語音環境. 除此以外，母音字母的多環境, 更是各個無不是有三到五個之多，像’a’ 在[拉]和[連]之後, 各發個的音; ‘o’ 在[羅], [磨], [勞], [龍]的後面, 也是各發個的音; ‘e’ 在[樂], [雷], [列],[略], [根], [冷]等後面竟有六個語音環境; ‘u’之後, 更是[盧],[旅]要包含兩個環境; ‘i’ 後面環境之多,見上述說明, 就不必多所贅述. 在實際教學之際，像這許多等等的語音環境, 在學生的迷惘眼神之下, 自己常常真是“何其忍心”！
（1）2語音干擾: 在海外，語音幹擾是非常嚴重的現象。孩子們在使用上多半都是以拉丁語文爲主，甚至有作爲第一語言的情形；如果我們堅持把中文拼音作爲教與學的工具，還不如使用注音符號來得好；因爲後者只要學會37個符號就行，而前者則必須使學生一輩子都得記憶 ’一母兩音’,‘一字多音’的痛苦；比如：b, p, m, f, ----j, q, x, zh, ch, r, sh, 等等都得要與原來的發音不同才行；這還不算，其中的母音部分更是還要加上‘語音環境’的幹擾，舉一個例子來看，有一個姓‘龍’的孩子，個子生就不高，可是，他的老師天天叫他“郎 ！”( Long – 有高大的意思 )，其他的同學每次都得大笑一陣，使得姓‘龍’的孩子十分難堪，最後以轉學收場。想想“何其忍心”！
（2）在[用]的別個觀點上看：
（2）1．演進理論：文字必然是演進的。漢語自金文，甲骨文，篆，隸，楷，加上行，草之外，還有造成目前對於簡與繁的一大堆紛擾，那就是‘俗’字，或‘俗體字’。關於俗字，這應該是“約定俗成”會必然發生的事實。古代，如果真有人造字，必然會找到‘權威’在背後的支援，這就是‘約定’。此外，智力高而生性的人，常常會懷有‘隨心所欲’之舉，則 ‘山谷’ 的 ‘穀’ 變成了‘稻榖’的‘穀’的“俗體字’ ，而且這樣的發生一一變成自然。在現在使用的2238個所謂的‘簡體字’中，竟然有1987個是俗體字，這就知道所謂的‘簡體字’，只不過是一些褂(手部)名的‘空缺’而已。但是在政治目的的促使下，就不得不如此推行；而且，爲了要打擊已有的‘舊東西’，最好相對的給它找一個‘人見人厭’的名字，如是就有了“繁體字”了，這個名詞在以往都闕如，爲了使人人想到繁體就非常厭煩， 見到‘簡體’就必然會想到容易，也就自自然然的採用了。
（2）2．美學鑒賞：美，是一件很難下定義的哲思與感受。但是，一件人見人愛的東西，總會是在美的範圍內。如果是人見都不屑一顧,就必然是不美的; 比如說:沒有人會用簡體字寫字畫吧！那書法家爲何要不用簡體字寫呢？就很容易悟出其中的道理來了。
（2）3．尊嚴和正式性：在俗體字發展與使用的上千年時間中,凡是要對書寫者自己尊重和對權威人士下筆時，俗體字就從來沒有發現過，這當然說明 了表示尊敬和正式。目前，可能大家對於尊敬和正式認爲已經沒有重要性了,所以就乾脆採用俗體字作爲’一切從簡’的依據，只需要把俗體字之外再加上幾個造型奇特,如: ”塵”的坐不像坐,尖不像尖，在視覺上造成混亂的字形, 使學習增加困難的”簡體字”,實在是多餘, 可是一聲令下，大行天下，於是正正式式堂而皇之的以‘簡體’面世了。問題是即算是半個世紀已經過去了， 每當人們看到 [中央電視臺]，或者國際性的大會挂上大紅布條的時候，就會産生一種 [非正式( informal )] 和 [不必相信] 的感受；還有，在揚州，有[皇帝廣場 ]，在寧波，有[天下廣場]，都挂有大匾，金邊金字，堂而皇之；竟然爲了省下那麽幾筆，讓人望而卻步，立刻産生不屑一顧之心，當然，更談不上什麽尊敬了；實在是不值得。
（2）4．漢文字的要求簡化只是心理上的發生與渴望：且觀察下列記載：
l 宋代：有個鄧肅，曾經提出一個呼籲，說：“外國之巧，在文字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故遲。”
l 明代：也有個方以智，他另外創立一說，“字之紛也，科學基礎粗淺，語言學知識闕如的心理反應而已，想讀者只能置之一笑。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西遠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l 清代： 倪海曙認爲：“人們對文字開始有了工具和發展的觀點，開始要求文字爲政治服務。。。”
以上這些論調，只是一些
（2）3-2 漢文字要求簡化的錯覺：
直覺認爲：漢字“難學”，“難寫”，並無知識和科學的基礎。
求易避難：這是一個正常心理渴望，能夠‘體’，何必‘體’呢？於是就有以下的舉動出現：
* 民國24（1935）年，8月 21日，中華民國政府曾以教育部命令14140號公佈“第一批簡體字共布”324個字，經過實施以後，發現收效甚微，而且極大多數還是在俗字上，於是也就是不明不白的草草收場了。
* 無獨有偶，中共政府也於1956年公佈了2238個俗簡字拼湊一起的所謂簡體字表，於是，雷厲風行至今，造成今天全球漢語簡繁混亂的局面。
* 中共原語言委員會副主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陳章太在網上讀到一篇 [2005年世界主要語言種類，分佈，和應用力調查報告 ]；因爲沒有細察，就以爲是聯合國的正式文件；在有點樂得昏頭昏腦的狀況下，就公開說：“聯合國已經決定，2008 年後在聯合國使用的中文，將一律採用簡體字，此話一出，一時造成轉播媒體一片騷亂，真是貽笑大方。
* Insup I. Taylor(1983), 泰樂教授是加拿大鼎鼎大名約克大學心理語言學教授, 闡述中國政府在1979年將文字再作進一步改革時, 採用了”拼音(pinyin)文字”. 她認爲這對於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學者造成了許多”困腦”. 同時對於全世界學童的識字教學, 圖書館的管理編碼, 電報用字,電腦等等在金錢上的負擔與使用上的麻煩和不便不算, 對於中國文字還會造成所有同音字和同意字的 “一胎化” – 即對於音,意相同的文字,全部以同樣的拼音(pinyin)文字予以改革. 比如說: “ To give a few examples of the well known names in the pinyin ( and also in the older Wade – Giles system ), Deng Xiaoping( Teng Hsiao-p’ing), Mao Zedong ( Mao Tsetung), and Beijing ( Peking). (談到 pinyin, 除了泰樂教授提到的 Wade – Giles system 以外, 由馬素開始到現在, 已經有26種拼音字母系統的存在, 如果還要來個[譯音符號1式], 2式,3式…再加上中文拼音,那將來, 學童們每天全部學習時間, 都要拿來學’發音符號’了. )
* 關於所有同音字和同意字的 “一胎化”的問題, 目前在我的軟體上就出現有[遊歷的遊和游泳的遊],[干涉的干與幹部的幹]等等字會無法解決的問題. 所以,所有同音字和同意字的 “一胎化”于shi不僅是造成了 ‘使用’, ‘學習’, 和‘適用’的困腦, 對於文字的[精確性]和[精確度], 如; ‘遊’ , ‘油’, ‘猶’, ‘游’…等等的字, 如果‘一胎化’全改成一个’游’字, 那更是影響至巨了.
（2）4．科學逼使讓位：現在，對於簡體字著迷的人，數位非常龐大；可就沒有人問過，文字爲什要‘簡化’呢？答案很簡單，‘迅速易行’。可是，作過科學實驗，發現書寫簡體一千字所需的時間，只比寫同樣一千個繁體字快了4分37秒而已，證明簡體字在速度或節省時間上，並無多大意義。事實上，20年前，除了少數一兩個人的講稿以外，花費了30年搞簡體那段時間裏，十幾億以上的人口中，到底出了幾本書，這就足足能夠證明簡體字究竟幫了人民群衆多少忙？
（2）5．現在在電腦上打字，即算是用中文拼音，一個字最多也不過只需要4，5個字母而已，但是，一個成語也可能只需要4，5個字母而已，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個成語，只需要打下 sh – y – y – l – f – m –l 幾個字母就出來了，那有比這個更‘簡’的‘體’嗎？
（2）6．到2006年底，由於高科技突飛猛進，文字的本身結構對於速度來說，完全失去了意義，且看下列高科技進步的事實和趨勢：
* 根據媒體報道，現在的電腦，可以直接用帽子戴在頭上，變成“心靈打字機，”可以“心想事成”；也就是說，這種電子電腦到目前爲止，不僅可以“以意使器”，使人想象的每個動作都由線路傳給電腦，電腦解讀，促動銀幕上的指示箭頭，箭頭以消除法自動化選擇字母，構成文字，再組成語句。如此一來，兩個手的指頭的速度都不需要考，還需要在文字的筆畫上來思考嗎？簡繁之爭，豈不兒戲？（世界日報，國際新聞，2006年3月11日，A15版）
* 電腦能夠處理文字，已如上述；現在還有更能幹的本領，茲再根據媒體報道，再舉一例：那就是電腦可以“臨摹，篆刻，作畫，e筆搞定” 。淡江大學在2006年4月6日公開發表全球獨創專利 [e筆書法 ] ，可以在電腦手寫板上寫出毛筆字體。從此以後，不僅速度不必考慮，連藝術領域內的書法問題，也可以解決，我們應該可以像阿Q說的，“和尚摸得的我們也摸得”了(世界日報，國際新聞, 2006 年4月7日，A9版)。
* 在語文教學方面，高科技也正在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作者的在多倫多的幾位老同事，已經在加拿大大力推行“中文電腦教學”；在2006年7月間還來到溫哥華作過現場介紹和示範，對於中文教學無論在趣味方面，記憶方面和質量等等方面，都有很長足進步的展示。
（2）5．文化的懷疑和恐懼
* 文字是文化的基本工具。所謂文化，乃一個群體共同所信，共同所作與共同所留的一切。簡冊著作，即留的主體；而語言，就和生活習慣一樣，爲文化留的基本形態的工具，除了當作‘傳情達意’的手段，更是思想表達的捷徑，中國在1949年以前，歷代文獻，如：典籍，文集，四部，考據，記據（如‘山海經’），文學，均非止於樓載殿藏，而是浩瀚無比，我們只要少做思維，如果因文字簡化，造成時間與民族的分割， 真是會“匪夷所思”，“罄竹難書”了。而事實上，目前中國大陸內外，爲了達到交流，許多文人學者，對於他們的學術心血，文史著作, 也是用非簡體字印刷，而全世界海外僑胞，包括在海外出版的報章雜志(言旁)，也幾乎全都是使用非簡體字，這種空間上的分割，對於一個族裔來說，負有多麽大的酸痛和傷害。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果有共同語言文字，必然會團結一致，和平共處( 即使在國與國之間,如英美 )；否則，意志渙散，分裂，仇視；就像目前在全世界各地的使用中文的人口中，口頭或內心所存在的態度與心灰意冷相互對待，是不容忽視的；中共在2005年爲了怕在政治上的分裂主義擡頭，建立了“反分裂法”，但他們就不知道語言文化“分裂”的嚴重性和危險性，會比政治上的分裂更恐怖，因爲，中華民族的後代，是不容分裂的。
*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當然，方言中種類的存在，自始至終，衆所周知；而改善的一切措施都是窒礙難行；如在方言中，簡體字如果隨意縱容，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因爲每一方言，都有一些異質發音，小地區的可以暫且不提，大區域像沿長江自宜昌到鎮江的兩岸,‘n’和‘l’的發音，恰巧是對調行之。在‘湘語’中，更是複雜，‘f’‘hw’也是互調的，舉例來說：有人在‘肥料一廠’，就經歷到‘回了一廠’這樣的招牌。當然，可以說，這只是非“官定的簡體字”，那麽有人硬要這樣用時, 誰又能把誰怎麽俄樣? 如在臺灣， ‘f’ ‘h’ 必須對調發音，像歌星 [鳳飛飛] 的大名，就必須說成 [ 紅輝輝 ]，能夠不造成“分裂”嗎？前幾天，因爲星巴克進故宮，就由央視英語主播芮成鋼發現這個是“糟踏中國文化”；而如果說只是爲了少寫幾筆筆畫，就必然會造成的文化在語音上的分裂，責任將由誰負？
值得注意的是：只是爲了不必要的少寫幾筆筆畫，在文化上造成如此嚴重的疑懼，難道還要堅持“簡化”嗎？甚至於還要報紙來連載”大家都來學簡化字”嘛!!!
總之：站在’簡’ 與 ’用’的任何一方, 中文既是優秀美麗的文字，又是易學易用的文化工具，許多事如果沒有必要性時，最好不要“天下本無事”，才是上策！
彭冊之。2007年1月17日，於溫哥華。
*1彭冊之，國語語音學的現代化與現代化語音教學，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383 – 4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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